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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石樵,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大家,1927年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的一个封建家庭,1949年作为第一批大学生考入北京辅仁大学,1952年高校合并,聂石樵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并留校任教。其学术注重朴学方法上的实证研究,以及建立在宏观史识上的研究视野。著有《先秦两汉文学史稿》《楚辞新注》《屈原论稿》《古代小说戏曲论丛》等书。
  聂石樵一生从事古代文学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著作等身,桃李天下,却平和朴实,在学界以外少有人知。他的夫人邓魁英总结说他是个“书呆子”,“念书、教书、写书,这就是他的一生”。
                                                  “耦耕居”不成,遂有“三通居”
  “小红楼”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高级教师宿舍,位于校园的西北处,曾是启功、钱钟书夫妇、钟敬文等大师栖居之地,也是聂石樵与夫人邓魁英生活的地方。聂石樵夫妇居住的地方,原名为“耦耕居”,对熟稔中国古典文学的他们来说,这个名字有着不同的意味。
  “耦耕”一词出自《论语·微子》,讲孔子有一天在路上遇见了长沮和桀溺两个人(“长沮、桀溺耦而耕”),这对隐者认为孔子整天奔波劳顿,也终不能改变天下苍生的局势,还不如自己在山林隐居。从典故的选择中,能看到聂石樵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所做出的个人选择。对聂石樵而言,书籍永远是最稳定的居所,可以隔离所有外界的干扰,即使在对知识分子极度不利的“文革”时期,聂石樵还是在白天看大字报、读毛选的日子里搞起了“地下工厂”,完成了《杜甫选集》的选注工作。
  这股沉浸书斋的朴拙构成了聂石樵先生的人生气质。在启功先生的纪念会上,他和妻子发现坐在前几排的、口口声声为启功宣读敬辞的,都是当初打压过启功的、没有什么交情的人,于是他和妻子摇摇头,离开,从会场重新回到自己的文史工作里去。
  因为这种“木讷”,聂石樵先生的“官运”自然不会顺畅,最高职称也不过是一个教研室主任,他也不接受媒体采访,知名度便仅限于学术界; 后来他想给自己的毕生所得出一套书,也磕磕绊绊,没有门路。目前在市面上能看到的中华书局版 《聂石樵文集》,出版时间在2015年———那时聂石樵先生已有88岁。
  在聂石樵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夫人邓魁英是给他极大助益的人,两个人从辅仁大学时期就是同学,后来又一同留校任教,在各自领域的研究上也有互补。聂石樵研究的对象比较深沉,像屈原,杜甫,《史记》等等,而夫人邓魁英的研究对象则是李白、欧阳修、《牡丹亭》等等,更有灵动的浪漫性。起初想给居所起名为“耦耕居”的另一重意思,也是想象征聂石樵自己和夫人邓魁英一同生活、一同研究。但可惜,屋子有点小,只能放下一张书桌,没法一人一张去“耦耕”,最后,这个屋子便改名为“三通居”,也没有什么典故,就是指书房、客厅、餐厅三者通用。在这个“三通居”里,聂石樵一辈子做了三件事:念书,教书,写书。
                                                    学术成就:强调社会背景对文学的影响
  在学术研究上,聂石樵认为,文学永远是和相应的社会历史状况无法分离的,并且主张“通博”,不能仅研究特定的领域,虽然聂石樵自己研究的方向集中于先秦魏晋,但他对于明清戏曲文学与古代小说也都有所研究。因而,聂石樵在撰写论著时极为重视“史识”修养,在写作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时,他曾提过“文学是社会和历史时代之反映,用历史事实、文化背景才能揭示出诗歌深刻之内涵……诠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着眼于其在文学发展过程中之地位及作用,即具有‘史识’,这是修撰史书的灵魂”。
  所以聂石樵先生十分强调学术研究的基本功,认为学者必须熟悉文史哲的原典资料,尤其是儒家的经史之书,那些著作是中国文化与思想之源。
  另外,聂石樵还在研究中重视文体问题。常见的文学史都以时间轴为编写逻辑,将作家放在时代中,然后再把各自的流派和作品放在作家之下进行梳理。聂石樵的著作则反其道而行,将文体放在第一位,体现他“文各有体”的观点。例如,在研究南北朝时,聂石樵便将文体放在第一位,并且在传统的“文”“笔”之外,提出“言”的新认知。他认为不同的文体是不同时期时代状况的体现,对研究文学发展脉络和中国文化渊源有重大意义。因此,《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和《唐代文学史》两部著作问世后,聂石樵的文学史便迅速从其他作者的论述中脱颖而出,奠定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大师地位。 □宫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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