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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鸡蛋的人》是一个家族故事,也是一个女孩子的身体历史和内心史。
  钱佳楠把经济动力引入了故事,让女主人公的家人受困于贫穷。这里的家族义务是“有出息”,过上好生活,在上海抵抗社会巨变中的下岗、不确定感、物价、女孩子容颜的脆弱易逝。折磨人物并令他们偶尔相互憎恨的不再是暴力、仇恨、愤怒、情欲,驱使他们作出最关键行动的不再是人类面对众神时那种期望得到认可的、顺从的、忠诚的虚荣心,而是社会阶层之间相互攀比着想要过上比他人更好的日子的虚荣心。这实在是个真真正正的上海故事,也是个真真正正的当代中国故事。
  当母亲诊断出重疾,周允私自许下誓言,佛教传入让关于“孝”的中国叙事加入了报应论,常常出现这种祷祝,用食素换取原谅,以出家换取家人健康,等式像功过格册子一样画得决绝清晰。而当代独生子女市民家庭里,“拿走爱情”不再意味着出家,而是遵从父母心愿,嫁给自己不爱的人,嫁给体面、富裕的人。周允的愿望应验了,但她不肯服从祷祝所要求的互惠,爱上了别人———实际上她不认为这是祷祝,用书中的话说,那是一项“曾经与神作的交易”。交易,意味着可以违约,用其他形式的惩罚去替换原有的条件,交易更意味着双方平等,这种改写让周允的逻辑中有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但也意味着自由。周允真正是个上海女孩子。
  《不吃鸡蛋的人》中的上海市民家庭也被困窘所摄,周允的亲人并不是一些野心家式的人物,与其说这是一些想要富有、想要爬升的人,不如说这是一些想要逃离困窘的惊恐者,超出自己掌控的社会变迁磨损了他们,鞭子挥向女儿,带着爱的声响。
  钱佳楠的语调温温润润,但书里的场景让人心惊。一边是眼里见到的强国梦,城市之光,成功癌,常青藤,一边是低保、素菜、老人难得吃一筷盐水鸭。这不是别的地方,是在上海。
  周允父母希望她嫁给有钱人赵丰嘉———你看,丰富嘉美,连人名都令人神往,名字搭配着西装,就像名牌皮包的品牌与包相搭配,名字在这里并不只是像乡间的“金锁”“富裕”一样,表达着一种美好希冀,而是这充满表征的城市的代表,城市真正是一个物的世界,每个人都在市场上有其价值,每样商品都有一个价签和一个品牌。这里的贫困家庭是极少那些乡村的贫困家庭还可能有的田园牧歌的爱的,完全卷入商品链条,样样都要去买,样样买不起。
  于是会有隔离与恨意。就像周允告诉自己的爱人,“她的母亲就是这样,但凡听到有大生意,就说你去好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不是老妈,是老鸨呢。”
  ———当然,农村的这种“抵抗力”也是时代性的。九十年代之后成长起来的乡村贫苦少年,是打工一代的孩子,这是不同的一代了,家庭破裂,社会缺乏上升机会,乡村遭受污染和征地,家庭里都是吵闹,争土地,没有钱给老人医疗,什么都商业化了,买化肥和农药也要钱。
  在《不吃鸡蛋的人》中,把人物从困窘中解救出来的,是商业社会认可了周允的才华。故事的命定论限于贫富、出生地点家庭、疾病,人物将这些理解为无法左右的天意。让周允去求拜神明、祈祷用爱情换来母亲健康的,不是迷信,而是对天意的无可奈何———既然注定,她便进入“注定”的逻辑,信它,向神明跪下去。
  小说中的上海是一个患上了成功癌的城市。没有成功就没有钱,就没有消费和安定。父母期望周允成功。她先是令他们失望,一路在考试中胜出,却没能“五百强”,当上了中学教师,一个普通人。而她终究获得了成功———在小说中,周允凭借画画的才能赚到了钱,成为有名的青年画家。商业社会以随机的、无法预测也无法复制的方式奇异地认可了她,而她的才华也几乎是无由的,不来自于教育或家庭或成长的赐予,偶然奇异地降临在她的手指。
  如是,便似乎可以理解周允拿来与神明作交易的不是其他,而恰恰是自己的爱情。其他的都是别人的,都是命定的,但才华和爱情是我的———才华和爱情,小说中两种让人物自由的力量,两种只属于也只关于自我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不吃鸡蛋的人》有一些浪漫小说的要素。拯救周允的是艺术世界对才能的发掘,虽然在商业世界中它不知道可以走多远;艺术的逻辑与爱的逻辑一起,与商业和资本主宰的职业生活和日常生活作着对抗。如果说这本书有缺点,就是它给了一个幻梦,使得它对商业化下市民社会的批判不够完整———她在这个商业逻辑里获得了成功,那成功不是反讽的,也不偶然,是一种才华的必然,美玉遇到了亮眼睛,这几乎成为对这种商业逻辑的肯定。以至于书在某种程度上仍旧服从商业逻辑,有对才华将在资本世界中闪光的笃信。
  但倘若说《不吃鸡蛋的人》在面对资本逻辑时低下了头,它在观察家庭逻辑时又毫不让步,彻底,无情,不抱任何希望。家庭的困窘意味着你必须爱他们,回馈他们,别无选择。他们为了你把辛苦变得更辛苦了,你只好把一生献祭给家庭,让他们富足并且快乐。而钱和认可是对这个家庭的休克疗法,生活宽裕后父母更加麻木,钱并不能让他们放松,进入另一套逻辑。
  而家庭是中国的生活泥塘。商业社会、上班族生活、婚姻日常对人精神的磨损,那都是后来的事了,首先是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
  带着絮絮的淡淡忧愁,在中国家庭故事中,在中国的真实生活中,那抽象的“家庭”与它具体的诸多要求往往不可质疑,不可说服,不可感动,只有死亡能打破这个债务循环下的互惠逻辑,带来自由。这也正是周允在小说末了的盼望。 □淡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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