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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 丽

我的父亲布彦(1923.5.28—2010.3.13)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务林人。

1949年5—6月,父亲受自治区工商部部长赵云驰委派,任调查组组长,处理牙克石林务分局和呼伦木业公司的投机倒把案件。6月,父亲受命留在了牙克石林区,任副局长,暂时主持牙克石林务分局工作。后又返回内蒙古林务总局任职一年多,父亲的一生几乎是在牙克石林区度过的。

父亲是经历过较多坎坷的人。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没有低下头放弃尊严,还依然保持着对工作的热情和对事业的追求。我是他唯一从事林业工作的子女,些略知道他经历的苦痛,不愿他多回忆艰辛的往事,也没有多听他介绍林区早期的历史,现为憾事。当年肤浅并不知道,他从未以苦为苦。往事难以追忆,仅拾缀片言,纪念父亲忠信仁勇的品格和奉献林业的一生。

一、父亲早期林业经历

父亲回忆说,1948年1月被分配到内蒙古兴安林矿局工作,他感到十分意外。几十年后,我也仔细琢磨这样的分配,觉得也许符合干部的优势和特点。当时政权初定,林区的情况比较复杂,父亲有伪满农林类国高、军官学校、东北军政大学的学习经历,还有军事斗争、基层政权建设的经验,应该是当时林区需要的干部。

虽然当时自治区政府已经发布命令:内蒙古森林资源全部收归国有,并由林务机关统一管理。但牙克石地区情况较为复杂,直到1950年伐木公司依然沿袭旧的把头生产方式,变相盘剥工人,并侍机倒卖木材,损害国家利益。当时是由几方成立了采伐委员会,林务局方面代表在委员会里只是担任副职,地方机构、行会组织、私营公司等也都有很大的既有经济利益。

1949年父亲来牙克石林区处理案件,在调查询问中发现一位受过私刑的工人思想进步,就主动介绍说,我是党员(当时党未公开),那个工人激动地流泪说,我也是党员,并将很多情况提供给了父亲。父亲在案件调查中往返牙克石、免渡河、海拉尔等地,历时一个多月案件结案,也得罪了有关利益方,为后期工作波折留下了伏笔。父亲在暂时主持林务分局工作时,大力推进对旧林区的改造工作,首先是改造把头“工会”,使得基层工会在保障国家利益和提高职工生活福利、劳动保护方面发挥直接作用。

1950年,父亲代表林务局一方利益,与采伐委员会主任又发生冲突,当地的党组织居然给我父亲党内警告处分,这个处分直到1981年才撤销。1951年,父亲因为接收旧拖拉机尝试用于木材生产,在牙克石林区被视为异端。实际上父亲1948年在白狼林务分局任政委时,已经接触森铁运输,了解了林业生产一般流程,父亲从巴彦林务分局购入旧拖拉机,应算是改进生产的一次有益尝试。父亲以“影响生产”之名受到降职处分,实际上当年生产任务完成的很好。1951年底,父亲返回自治区林务总局(后称林业部)任职,1953年6月又回到牙克石森林工业管理局。在1954年林管局拟改建制时,呈报林业部重新任生产处长时,部里认为1950年警告处分应先办撤销处分手续,而拖下未批,实际上这个处分1981年方得以撤销。这两个处分实际上对我父亲的后期任职影响很大。

1953年到1956年,父亲一直是牙克石林区木材生产的直接组织者。父亲是抗战末期参加革命的职业军人,工作中始终带着一种拼命的劲头,那是一种不留余地、不打折扣的执行力。现在说工作是拼命,有时也许只是一种形容,而在初期的大兴安岭林区,林业工作确实需要一种拼命精神。

早期的林业生产设施都是沿用日伪时期的,极其简陋,生活条件也很艰苦。伐木和流送木材都是极其危险的工作,林业工人最常见的是骨折伤,父亲都经历过,所谓的工棚,父亲也住过。冬季生产前,父亲要带领人员跨越相当于现在的几个林业局,进行艰苦的伐区踏查工作;踏查后又要进行简单的设施建设,进行冬季物质储备;然后才是冬季生产,最后是直到次年五月桃花水下山,木材开始流送。这三个过程才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周期,较为漫长。父亲受伤后没有休养,以致严重的时候到关节流脓,他拄着双拐依然在一线工作。因为常年拄拐,好多老同事就此称呼他“布瘸子”。如果他及时休养,不到一年腿伤就会养好,可见父亲是多么怕耽误生产。

1956年,父亲拄着拐完成了又一个生产周期回到牙克石。因为他指挥生产的方式受到了公开的长达半年的批判,父亲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父亲在申诉材料中写到:“我承认自己对事物有独立见解,较少人云亦云,更不会附炎趋势。当自觉意见可行时据理力争也是常有的,为工作上的不同意见与同志、同领导争辩也是常见的。我认为这都是正常而被组织纪律允许的”。父亲对党内政治生活规范的理解,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父亲闲赋中,又去东北林学院进行了系统的专业学习,实际上父亲对林业工作开始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

1961年、1962年,林区木材生产产量下滑,管理局受到上级严厉批评。1963年父亲又被调任生产处副处长,让他重新主持林区的木材生产工作。父亲说处分没撤销、我只是副处长怎么主持工作呢(当时还有处长)?主持管理局工作的乔克勤局长说,请你回来就说明了一切。因为父亲不但懂行,还能无怨无悔地工作,当年林区生产又顺利完成了任务。只是父亲并不是单纯生产的思想,他对伐区保留幼树指标的执迷也达到了一个程度。林区系统调查伐区幼树破坏情况亦自他始,他很早就注意到了森林采伐后的恢复周期问题。

二、父亲的长期林业科学实验

父亲常年在生产一线工作,对大兴安岭森林特性有比较全面和直观了解,后期在东北林学院系统地学习了采运专业理论,又提升了理论基础。父亲相信林业是一门科学,采运是综合学科,一直孜孜不倦的学习和研究,他与世界不同国家的林业相比较,还亲自翻译日本林业资料,因此他的工作理念总是有些超前,也容易遭受政治风波。他虽然担任过林区不同职级的领导职务,但他确实是林业诸多领域有建树的专家。

父亲早年也没有盲从苏联模式,他说苏联的资源和我国根本不同。1953年、1954年,父亲在伊图里河、图里河、好力堡等采伐工队试行了分段分号轮流采伐法,开启了国有林区较早的采伐作业法实验。此法综合了采伐作业的经验,吸取了皆伐渐伐的优点,在1955年全国森工局长会议上被评为先进经验,获一等奖,并曾在《森林工业通讯》(1955年)刊登,森林工业管理局内全面推广。

1964年机械化成为林区木材生产的主流。1964、1965年,又开始全面改进林区采伐工艺设计。父亲曾经考我,知道百米三条道怎么来的吗?原本以为知道,其实知之不详,还有谬误和含糊。原来有时可以是四条道,集材道宽度是按树冠大小而定,集材道条数是按树高确定的。父亲是制定规程的人。

为确定汽车、拖拉机的最大爬坡能力,他亲自坐车进行实验,他对库都尔的范科长说,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以最大爬坡能力为依据,是为将运材公路深入林区腹部,尽量延长运材距离,缩短集材距离。汽车运输中极大地提高运材平均距离大幅降低平均集材距离,平均集材距离从1680米降低到450米,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总成本,同时实行定株采、定向到倒,实行三采三集,单根抽、多绳绞,最大限度保护中、小径木,大幅提高了幼树保存率。

“封闭式设计、郁闭式采伐”是父亲一生的重要成果。在伐区设计中增加了伐后郁闭度控制指标,按郁闭度控制的理念超越了当时国家采伐技术规程,今天在森林采伐设计和管理中已成为普遍原则。在保留带以外设有封闭带,在采伐带的通风口、装车场、集材主道的迎风面都适当保留一些树木,最大限度保持伐区保护森林土壤、防止水土流失、保持森林小环境,这和今天的近自然林业经营理念有很大相似。

建国后,林业科研、规划、林业管理机构,对大兴安岭的采伐方式系统研究不多。系统研究的采伐样地需要严格控制实验条件、按设计采伐、长期固定样地观测、定期测量分析,能够长期坚持实验十分不易。林业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经过了十几年后,牙克石林管局党委于1978在库都尔召开现场会,再次决定在全林区推广。此成果获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进步奖。

父亲和他的团队主要研究项目除了采伐方式样地的长期观测研究,还有林区第一处阳陡坡造林的试验地,还有工队建制和宿营车、采伐安全支杆研究。其中阳坡造林实验地76公顷,1979年复测平均每公顷蓄积已达到90立方米。早年见到家中有各种形态的育苗容器杯,我在整理林区育苗历史资料时,才准确知道父亲是林区温室容器育苗第一人,库都尔实验林场是林区第一处温室容器育苗的试验地。

父亲的实验从工队开始,后来成立了库都尔实验林场,也是林区曾经的唯一的实验林场。库都尔林区是日伪时期就开发的区域,延续到林务局时期,还有很多旧伐区可做对照,曾经是林区木材生产的大局。父亲在库都尔林区系统地开展林业实验近三十年,对林区科学采伐和资源保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2年库都尔成为人工造林保存成效达到百万亩单位,今天库局的人工林当属林区保存面积最大、成效最佳。

三、父亲经历运动和临危受命

1959年9月,父亲从东林采运干训班毕业,他是修完高等数学等全部课程的学员,取得了毕业证。学习期间东林的党组织致函建议取消留党察看处分,但管理局党委未同意。父亲被分配到牙克石栲胶厂技术室任技术员。当时工厂刚刚投产,生产线运行不太正常,父亲作为专业不对口的技术员,以“戴罪之身”又开始了一番钻研。因为他解决了工厂运行的技术问题,后续又被任命生产科长、生产技术室主任,栲胶厂党组织于1962年为他恢复了党籍,肯定了他对工厂的贡献,同时指出他的问题依然是态度过于骄傲。据此想象,他在多年背负政治包袱的同时,依然保留着自己原本的性情,只能说,父亲还真是十分坚强的人。

牙克石栲胶联合厂本是林区重要的利税大户,受“文革”影响,后期陷入停产状况。那几年的栲胶厂生产技术工作经历,却为父亲1977年主政栲胶联合厂做了铺垫。在父亲的工作经历中是又一次的临危受命。围墙工厂的管理在林区一直是具有挑战性的。父亲的技术根基发挥了作用,当时的国企管理正是处于技术主导阶段,当然还有父亲的拼命精神。在林区第一次科学大会上,栲胶联合厂以父亲为首的11名同志共同受到了表彰,也是这个老厂的改造生产线取得的丰厚成果。最终这个老厂终于恢复了生机,并创造了产量和效益的历史最高记录。父亲的代价是最后住进了医院。

“文革”开始,父亲预感到这次运动不比以往,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对家庭长子做了详细交代。包括早期他参加东蒙自治运动情况,根据乌兰夫主席要求率工作团来内蒙古工作情况,是三肇专区党组织派遣的,还有爷爷是如何牺牲的,最后他郑重地说,你爸爸是共产党。父亲靠坚强和信念度过了“文革”。父亲的性格就是任何境遇下都不弯腰低头,他的一生始终如此,敬佩父亲。

四、父亲生活中的点滴

父亲是极其重情感的人。父亲有脾气却从不会让姥姥生气,姥姥喜欢的白酒和白糖是从不断顿的,这在当年是不容易做到的。有一次姥姥去大城市生活,父亲公出特意绕道去看望姥姥,姥姥当即就要求和父亲一同回来。妈妈后来说本是让姥姥享福,结果你爸爸又接回来了。我们都没有见过姥爷,父亲却总是提起他,敬佩地说起姥爷的见识和行事,是如何了不起的人,其实也是教育我们为人要讲民族大义和担当。“文革”中父母都被打倒,姥姥受惊吓过世,乔克勤局长和几位“黑帮”仗义来帮助父母安葬亲人,父亲一直都感念不忘。父亲在东林读书时,家里挨肩三个子女,父亲把哥哥带去东林送托,减轻母亲负担。记得家里仅有的大米要留给母亲,他每次亲自用铁饭盒蒸熟,我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来串门的邻居看到却大惊小怪,因为别人家都是男主人吃小灶。给下乡的哥哥姐姐做炒面,他都亲力亲为,工序规范,质量上乘,口感一流。因为母亲工作忙加之气管不好,不让母亲上灶,经常全家都吃食堂。母亲在世时,每年都张罗庆祝结婚纪念日,从我记事起就没中断过。

父亲也曾是时尚的人。50年代我们家住管理局北楼后院的平房,父亲就把家里院落铺上了草皮,成为管局大院的一景。父亲酷爱照相,也留下了很珍贵的影像,有哥哥爬树的照片,还有很多的工作场景,但是花费成了家里一个大负担。趁父亲出门,母亲把冲洗的设备全部送了人。父亲回来后,不但不恼,还说,幸亏你送人了,我知道费钱但是自己控制不了,这回好了,不惦记了。妈妈生活简朴,父亲却总给母亲买衣服,有开司米毛衣、西式长裙、毛里子大衣等,有的只能压箱底,父亲带别人去大城市公出也喜欢请客,他觉得自己职务高理应如此,母亲屡劝屡不改。父亲一次公出回来给弟弟买了小皮鞋,弟弟却不想穿,父亲抱着弟弟在屋里溜达,耐心地哄着穿上。每当森工俱乐部上演新电影,他一定会给我们买票。

父亲在生活中更是择善固执的人。叔叔在老家务农,在单干的时候由于勤劳,家底颇厚。党内保密文件事先已明确农村成立合作社,生产资料要入社,父亲遵守党的纪律,没有事先给叔叔透漏分毫,叔叔心痛家产入社,就时常埋怨父亲。三年困难初期,很多人去农场拾麦穗,父亲也去了,别人往往是乘机在麦垛里拿一些,收获颇丰,父亲坚持在地里拾,一天下来,只拾得一小把,因为总低头,脸都控肿了,妈妈说可千万别再去了,累了一天连一茶缸的粥都不够,得不偿失。还是三年困难时期,父亲骑车碾过一只鸡,父亲主动上门去赔偿,却被要了超额的钱,父亲沮丧,但是认赔,回来后叔叔知道原委了,说钱给了鸡得要回来,叔叔去把鸡要回来,家里吃了一顿高价鸡。父亲任管理局副局长时,应该是帮了别人一个忙,有人提着一纸包本地产的点心登门致谢,父亲却大发脾气,当时场面尴尬,母亲赶紧打圆场并亲自收了礼物,最后客气收场。我在林一中上学时,父亲正分管教育工作,这届学生比往届正好多了两个班,我被分到了教师配备最弱的班,我的主课老师好像高中都没毕业的,但父亲没有干预一丝一毫。

纪念父辈,传承精神!大兴安岭精神是什么?如果简略地说,就是不以苦为苦的精神,就是奋斗不息的精神!大兴安岭精神理应是高山的境界,所谓脊梁,就是人应当要有骨气!

父亲晚年曾回忆在鄂伦春猎人的向导下行走在大兴安岭的主脊上,他说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的景色。

爱山如此,我辈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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