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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德日瓦

 

       鄂温克族是北方“三少民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之一,其意为“住在大山里的人”。清朝时,鄂温克分为索伦、通古斯还有雅库特三个部落。1732年,为了防止俄国人侵扰,清政府派遣索伦鄂温克人从雅鲁河一带迁到如今的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辉河流域。从此,索伦鄂温克人的主要生活方式由狩猎转变为畜牧。

       我就是个索伦鄂温克女孩。“南达汗”在鄂温克语里的意思是“美好”。我们鄂温克人喜欢用“南达汗”来赞美一切美好的事物,当然也包括用来赞美我们的母亲河——辉河。

       辉河流域水草丰美,有大量珍贵的水鸟栖息于此,河流两岸还有大片芦苇。在悠远的历史岁月中,受到频繁迁徙的影响,鄂温克族创造了可以随时拆建的房屋——“柱”。据文献记载,鄂温克人的房屋分别为撮罗子、木刻楞和欧鬲柱(柳条包)等。充满智慧的索伦鄂温克人会利用河边的芦苇和柳条,建造独一无二的欧鬲柱(柳条包)。

       收割柳条最好的季节是在秋天,柳条的颜色越红韧性越强,既耐用又美观。而每年入冬后河水结冰之时,鄂温克牧民们又会去采芦苇。柳条包的制作材料要求非常严格,往往需要近半年的时间做筹备工作,搭建却非常简单。

        每年,鄂温克妇女们用智慧和独具匠心的手艺制作出一个又一个柳条包,孩子们则欢快地在柳条包里玩耍。我的童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来到北京上大学后,一次给妈妈打电话时,我偶然听她说家里买了些芦苇。这让我很疑惑:芦苇还需要买吗?小时候,我家附近就有好多芦苇。妈妈领着我去采,我常常采到一半就开始偷懒。偶尔,我会在芦苇丛里发现鸟蛋,想上手去摸的时候会被妈妈立刻阻止。

       放下电话,我才发现自己好像越来越不了解家乡了。于是,去年暑假,我专门回家乡采访了邻居家的奶奶。

       邻居家的奶奶娜仁其其格,今年69岁。从出生到现在,奶奶一直生活在辉河沿岸的这片土地上,可谓亲眼看到家乡的变化。

       1948年奶奶出生时,她们家住在鄂温克旗和新巴尔虎左旗边界的辉河支流岸边。奶奶出生那年春天,她的爸爸为她种了一棵小树,秋天小树还抽了芽。

       1956年,旗里开始设立嘎查,上级要求牧民聚居。1958年,奶奶家搬到了如今的额乐根河(辉河支流)一带。

        奶奶说,当时的辉河没现在这么安静,可以说是波涛汹涌。当时没有桥,如果要去公社买东西,就必须要过河。河水深到能把勒勒车(蒙古式牛车,草原牧人的重要交通工具)的轱辘淹掉,买东西回来衣服都会湿一半。

       奶奶还给我讲了个传奇般的真事:辉苏木有一个叫乌力吉巴特尔的老人。几十年前,在他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准备了两匹好马,打算抛下妻儿,和一个女人私奔到蒙古国。这个消息惊动了旗长,擅自出境是犯法且危险的事,旗领导试图让乌力吉巴特尔的父亲回心转意,就带着9岁的他从后面追赶,希望父亲看到儿子会心软,然后留下。然而,到了辉河岸边,他们只捕捉到了两排马的脚印。那两个人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从此再无消息。辉河散发的神秘气息,从此让人们越发敬畏。

       上世纪50年代,牧民的生活条件不好,家里人口又多。当时,海拉尔造纸厂需要大量芦苇,嘎查会在冬天从每户挑选年轻的壮汉收割芦苇。人们称这种做法为“吨芦苇”,因为这些芦苇是按吨卖的。大家都会抢着干收割“吨芦苇”的工作,因为多劳多得,谁收割的量多就会给谁计分,记在嘎查的账上,等到春节的时候换粮票买点年货。奶奶说,那时候钱少粮食少,芦苇却多到让人觉得一辈子都收割不完。

       除了造纸用的芦苇,还有一种芦苇叫“家芦苇”,和其他芦苇一样长在河岸边,只是用途不一样。家芦苇专门用于制作柳条包,对材质的要求比较高,需要材质好、粗重高挑的芦苇。由于“家芦苇”一年也用不上多少,因此采“家芦苇”是再轻松不过的事了。

       如今,辉河沿岸别说按吨收芦苇了,光是找到适合做柳条包的芦苇都很困难了。奶奶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当地的降水量开始不稳定,洪灾、雪灾和旱灾层出不穷。老人们一致认为,肯定是人们太贪心,向自然索取无度,招来自然的惩罚。

       从我调查到的资料来看,辉河属于沼泽性河流。沼泽性河流形成的大量湿地土壤为淤泥沼泽地、腐殖质沼泽土和草甸沼泽土,为芦苇生长提供了环境条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辉河地区降水量呈上升趋势,湿地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末起,降水量呈波动减少趋势,干旱、大风等自然灾害频发,使得辉河湿地的水量明显减少,沼泽湿地急剧干枯和缩小。

       由于长时间干旱,湿地面积不断萎缩,被分裂成不连贯的小块湿地,部分湿地裸露为盐碱滩,水质也急速下降。鸟类、鱼类没有丰富的食物和生存繁衍空间,湿地的生态作用和价值大幅度降低,芦苇长势不佳。

       人为因素的影响也对湿地造成了巨大威胁。过度放牧破坏了辉河湿地的生态系统。虽然农牧局实施草场改良、退牧还草等项目,但牧民们还是习惯逐水草场而生,将夏令营安置在辉河两岸,使得湿地两岸牲畜超载。

       此外,草原上虫害频繁,牧草低矮稀疏,草场退化,沙化日益严重。人们收割芦苇时还普遍存在“拔大毛”现象,对生长不良的残次芦苇不予收割,造成次年陈苇荫蔽地表,地温回升慢,影响芦苇生长发育,使芦苇植株纤细、矮矬、过分密集。同时,残留芦苇也妨碍新芽的生长。由此,高大植株逐年减少,芦苇日益退化。

       当我问奶奶是否记得以前都去哪儿收割芦苇时,奶奶说:“现在的地变得我都不认识了,到处是网围栏。为了稀稀拉拉的那点芦苇,我把头转晕了也找不到网围栏的入口啊。”正是因为这样的无奈,人们开始买芦苇和柳条。如今一捆芦苇卖80元,而一捆柳条得卖100元。我妈妈今年为了给家里的柳条包换新,买了500多元芦苇。这样的变化让我内心一颤。

       辉河是索伦鄂温克人的母亲河,流淌在每个人心里。因为辉河,鄂温克人的后代得以延续。也因为辉河,鄂温克人开始谱写了一段游牧历史。

       我们敬畏大自然,是因为它赐予我们太多的恩惠。从小到大,家庭教育里也不会缺少关于水的忌讳。比如,不能往水里扔脏东西,即使那条河干枯好多年也不可以随意扔垃圾。不能滥杀水生动物。尤其是在夏天,柳条包里到处是青蛙,妈妈提醒我们看好脚下不要踩到它。鄂温克族每一个姓氏(哈拉)都有自己的敖包。我所在的涂格东哈拉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上祭萨满敖包。萨满敖包主要是为了祭龙王。以前,辉河的水势很强,每年春天都会有人溺水。为了安抚龙王,哈拉的长者决定为龙王立敖包。每年端午节跪拜龙王,祈求带来安康的生活,这个传统延续至今。

       奶奶总是感叹世道变了,变得她都不认识了。辉河在这些年也饱受折磨。我多希望还可以在金灿灿的芦苇丛里采芦苇,采到一半懒了,遇到水鸟的蛋就小心翼翼地远远观察。幸运的是,2002年辉河湿地被纳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如今,保护区里的水鸟和芦苇的状况因得到妥善保护有所好转。

       辉河自然保护区始建于1997年,2002年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于2005年成立了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管理局下设4个观测管理站——骆驼脖子观测管理站、西博桥观测管理站、高林温多尔核心区观测管理站、莫达木吉观测管理站,以及一个鸟类救护繁育中心,设在骆驼脖子。辉河自然保护区60%的湿地为芦苇湿地。保护区管理局成立前,有6家芦苇收割企业在经营,同时过度放牧也对湿地及沿岸植被等带来了一定影响。保护区管理局成立后,通过开展取缔芦苇收割企业和加强管控过度放牧等工作,使得保护区湿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如今,上世纪50年代收割吨芦苇的那片芦苇湿地也被保护起来了,就在西博桥观测管理站附近。妈妈告诉我,牧民不能随便去那里收割芦苇、捕猎水鸟,只有冬天才可以去收割芦苇。

       我相信,只要人们热爱并努力保护辉河的每一条支流和它的生灵,辉河就能永远奔流不息。希望辉河能一直南达汗地流淌!

       作者简介:满德日瓦(1997-),女,鄂温克族。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蒙语)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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