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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权
       一晃又到了达子香盛开的季节,在朋友圈里看到漫山遍野的达子香照片,脑海里浮现出一簇簇在灰色枝干上开满粉色花瓣的达子香。达子香叶未绿,花先开,耐严寒,是大兴安岭上的迎春花。我对达子香的记忆还停留在上山下乡的年代,那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我的家乡在大兴岭深处的小镇阿龙山,镇上唯一的国有企业是林业局,小镇就是因林业而诞生的。父母是第一代务林人,我们在这里出生、长大、读书,又在这里成为上山知识青年。与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插队不同,我们生长在大兴安岭上,又作为知识青年回到这兴安岭上,好似兴安岭上的达子香,在兴安岭上生长,又在兴安岭上绽放。 
初中毕业了
       1974年7月的一天,初中班主任告诉大家:“你们毕业了!”上了10年的学终于毕业啦!没有毕业考试,没有毕业典礼,毕业相还是同学自己去镇里照相馆请人到学校来照的。我们二班刘同学主动请缨去照相馆找人,因为他和照相馆老板的几个女儿熟悉。刘同学回来说:“今天上午照相馆的人不来照相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和几个同学就跑到外面玩去了。结果,我们没走多久,照相馆的人就来了。等我们回来时,毕业像已经照完了,大家都散了。没办法,下午加入到三班的毕业合影中,总算有了一张毕业照片。
       我们是1964年上小学,1974年毕业,在学校正好十个年头。按照当时教育部门的规定,小学是五年制,初中是两年制,高中是两年制,一共九年,我们上了十年学应该是高中毕业啊!也没留过级,怎么才是初中毕业啊?
       说实话,让我们初中毕业也算不错啦!小学二年级开始文化大革命,就没好好上过课。那段时间,学校的教学几乎处于瘫痪状态,老师大多数是支边来的大学生。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些老师请假回老家了。后来,也断断续续上过一些课。在那个年代,学习氛围淡薄,老师没心思教,学生也不愿意学。最初几天,我们还到学校看看,见老师没来,就跑出去玩,后来干脆连学校都不去了。总之,我们这届学生在学校根本就没学到什么东西,距离初中毕业的水平还差得远呢。
记得有一次,同学的母亲给老家寄信,信已经写好了,问谁能将地址抄写到信封上,我们几个同学都摇头,没人敢写。同学母亲无奈地说道:“你们比文盲强不了多少!”
义务修路
       不管怎么样,中学总算毕业了!当时林业局并没有给我们这届毕业生安排工作的计划。那时候我们没事干,每天聚集在一起,东游西逛,哪里热闹就往哪跑。家乡小镇地处大兴安岭深处,每天只有早晚两趟客运列车从这里经过。闲着没事做,我们每天会准点到火车站迎送这两趟列车,在火车站也发生过多起打架斗殴的事情,林业局俱乐部也是我们每天晚饭后都要光顾的地方,大多数时间不是看电影,而是凑热闹。就这样,每天游手好闲,也惹出不少事端。家长也开始担心了,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那个年代,林业局的公路年久失修,坑坑洼洼,已经严重影响木材生产了。当时,林业局也没有那么多人力和财力修路。不知道是哪位高人指点,我们这届同学自发地组织起来,义务为林业局修路,掀起了一场公路翻新大会战的热潮。同学们推着自己家的手推车,挑着土篮,扛着铁锹到林业局周边的公路上义务修路。从路基下面取沙土,填到路面的坑里。同学们的举动,得到了林业局的好评,局领导也被我们的激情感动了,意识到这帮年轻人潜在的力量。何况我们这届同学绝大多数是林业子弟,不解决这帮年轻人的工作问题,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很多麻烦。
       林业局决定成立知青队。从自发修路,转变为有组织的修路。
       每天早晨,林业局派车将我们运送到各个路段。男男女女兴致勃勃地乘坐敞篷卡车,带着铁锹、土篮、扁担和午饭去修路。那个年代林业局的公路全是沙石路,晴天,汽车跑起来尘土飞扬。一路上,我们站在敞篷汽车上兴致高昂地扯着嗓子唱歌。当时,有一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的歌曲,旋律很优美,非常好听,与文化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歌曲形成很大反差,后来,这首歌成为每天修路必唱的歌。
       那时,我还不懂男女之间的事。有些早熟的同学知道找对象了。我们班周同学相中了另外一班的陈同学,让德林、绍贵和我帮忙撮合,周同学特意买了一条当时比较好的大重九香烟,犒劳我们几个人。
      不知道是受人之托,还是吃人家嘴短,我们这几个平时和女同学说话都脸红的人,居然有勇气帮忙介绍对象。记得在初夏一天的傍晚,周同学、德林、绍贵和我,提着一个大西瓜到陈同学家里。出于礼貌,陈同学全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询问了我们家长的姓名,在哪个单位工作,林业局不大,大人们几乎都认识,气氛一下子变得很融洽,刚进屋时提着的心总算放下了,陈同学的姐姐切好西瓜款待我们。这次拜访的目的是让陈同学家长见一下周同学,看来效果不错。
       从陈同学家出来回到绍贵家的老房子时,天色已晚,一轮明月挂在天空。去陈同学家的成就感还没有完全消退,隐隐约约感觉到许多过去不曾想过的事情,正悄悄地在我脑海中出现,过去朦朦胧胧,似懂非懂的一些事情开始变得清晰了。也许这一刻自己长大了不少,进入了情窦初开的年龄,感觉到有一种人生幸福正朝我们走来。
大家坐在院子里,德林捧着月琴弹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伴随着歌声,我们憧憬着未来……
奔赴兴安岭深处
      公路翻新大会战很快过去了,局里成立了知青点。我们也填写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登记表,办理了知识青年的手续。
知青点成立后的第一项任务是到阿南林场支线里面修运材公路。运材公路是简易公路,修路时先将公路经过地方的树木伐倒,再将伐倒的树木锯成规定长度,归楞后运出,最后用沙石平整路面。
       知青队指导员姓刘,队长姓王。出发前才知道,同学中有的人被任命为副队长,有的人是管理员,会计,材料员。也不知道是怎么选出来的,我什么头衔都没混上,但是积极性依然很高,哪里需要人,就去哪里帮忙,从来不讲价钱。
       记得,当时食堂管理员是李同学,出发前,他负责去采购阿南支线修路知青队的口粮、蔬菜和副食,也买了些散装白酒,办完事后大家一起在李同学家吃饭。我和绍贵去得晚,到那时他们已经喝了一段时间,每个人脸蛋都红扑扑的。看见我俩进来,便招呼我们坐下喝酒。记得是用小暖瓶盖喝酒,我俩经不住他们劝,什么都没吃,每人就先干了两暖瓶盖的白酒,后来又喝多少也都不知道了。酒喝多了就住在李同学家。到了晚上,酒劲发作,我吐的到处都是。头发,衣服都弄脏了。听说,绍贵喝醉了不吐,翻来覆去地折腾,挺吓人的。第二天醒酒了,有人告诉我说,我俩喝了三斤白酒,我感觉有点悬,喝一斤还差不多。那是我第一次喝酒,从那以后我喝酒就吐。第二天早上回到家里,我将弄脏的衣服脱到院子里,妹妹捂着鼻子,用木棍给挑到洗衣盆里洗了。
       没过几天,我们带着行李和锅碗瓢盆,乘坐局里派来的汽车,来到阿南支线里面。知青点建在一个山坡上,山坡的上面是茂密森林,下面有一条小溪。我们到时帐篷已经搭建好了,男生帐篷搭在山坡上面,女生帐篷靠近小溪边,队部和炊事班建在简易公路边上。帐篷附近有几根倒木,成了大家休闲聊天的场所。每架帐篷里有两排大通铺,要住二三十人,中间是铁炉子。每天洗脸、刷牙、洗衣服都在小溪边。虽然是夏季,大兴安岭深处的小溪水依然很凉,早晨小溪边还结有冰碴子。每次洗脸、刷牙,双手都会被冰冷的溪水冰得刺骨的痛。
      知青队刚建点,炊事班还没有水桶,王队长找来一个旧油桶,去掉油桶上盖。他说:“点火烧一下残留在油桶里面的油渣子,这水桶就可以用了。”他找来一根木棍,用手拿住一头,在另一头缠上浸过油的棉布,然后用打火机点燃木棍上的棉布,喊了一声:“都躲开!”说完,他将点燃的木棍扔到油桶里,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油桶一下子飞到半空中,吓得我们四处逃散。紧接着又听到“咣当”一声,油桶几乎是直上直下掉到地上,幸亏没伤到人。王队长也被吓得脸色煞白,说了一句:“真悬哪!”还好,炊事班的水桶解决了。一切准备就绪,队里成立了采伐组、修路组和炊事班。当时干活计件,多干活,多挣钱。能干活的同学自然是香饽饽,哪个组都抢。我干活不行,没有谁主动要我。我觉得采伐很风光,想成立采伐二组。记得,当时也不知道天高地厚,约了几个同学去找指导员谈。指导员听我说完,瞥了我一眼说:“不行!”怎么商量也不行!商量无果,当时我也很生气,便转身离开。
       尽管谈得不太愉快,指导员还是同意了成立采伐组二组,让我当组长,组员有国栋、玉俊和小民。我和国栋、小民从小学一年级就在一起,是非常好的朋友,玉俊是三班同学,我们关系也很好。采伐一组在前面伐树,我们在后面造材。干活累了,我们就躺在小溪边的树丛里休息。听着潺潺的溪流声,望着透过树叶缝隙洒下来的阳光,形成一道道五彩斑斓的光束。听着,望着,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漫无边际的遐想之中。
       知青点周日也休息,时间长了也要洗洗衣服。知青点山坡下面的小溪水很凉,洗衣服时双手被溪水冰得生疼。我对个人卫生要求并不高,每次洗衣服都是咬牙坚持一小会儿,不管洗没洗干净,洗过的衣服再用溪水冲涮一会儿就算洗完了。一开始效果还不错,一来二去,就开始偷懒了,有时甚至将衣服用一根绳拴上扔到小溪里,绳子的另一头拴到小树上,然后便躺在小溪边晒太阳,过一段时间将衣服捞上来晾晒,晾晒干了后发现衣服根本就没洗干净……
       在山上呆久了,有点想家了。同学告诉我,林业局商福科第二天有汽车到阿南林场送货,可以搭车回家。我提前请好假,第二天一大早,几个同学一起步行走到阿南林场,在场部门前等着。等到商福科的车到了,卸完货,司机又去吃饭。那时候没有酒驾的说法,好不容易等到司机吃饱喝足了,晃晃荡荡地出来。看来喝了不少,但人还算清醒。他冲我们一摆手说:“你们都上车吧!”他话音一落,我们几个赶紧爬上汽车的大箱板里。他打开车门,坐进驾驶室,将汽车发动起来。然后,探出头向刚才与他一起喝酒的几个人挥挥手,“放心吧!这点酒没事,都回去吧!”他说着,车已经开动了。 
       刚出发时,车开得还算稳当。过了一会,可能是酒劲上来了,汽车一会开到路左边,一会又开到路右边,来回划龙。开始我们不敢吱声,怕司机生气不拉我们,可是他总是划来划去,我们担心汽车开到沟里,就使劲敲驾驶楼盖。不管怎么敲,司机也不理会。我们都被吓坏了,用手使劲抓住车厢板,随时准备跳车。突然,汽车一头栽下了路基,当时我觉得完蛋了。幸运的是,那段路的路基特别矮,路下面比较平坦,汽车没翻,并且在路基下跑了一段后竟然又爬回到公路上面来。这时,司机可能被吓醒酒了,车也不再划龙了。汽车开到局商福科院里,我们跳下车,司机也下车和我们打招呼,他说:“害怕了吧!”我心想,岂止是害怕,差点吓掉魂。
 东古斯
       转眼到了秋季,在阿南支线修路的工程结束了,知青点搬迁到林业局附近的东古斯。知青们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林业为主,另一部分进行大棚种植,而我,还是林业。
       东古斯没有房子,第一件事就是盖房子。房子是板夹泥结构的,这种结构的房子和木刻楞房子差不多,保暖效果比较好。搭房架子、打门窗是木匠活,抹灰、搭火墙是瓦匠活,和泥是力工活。我没什么技术,负责和泥。从远处拉来土,放些干草,再加水一起搅拌成泥,这种泥的粘性很大。和泥是非常累的活,和好泥以后,再用手抓起一块块泥巴使劲摔到小径木和板条上,然后再用泥板抹平。
       当时炊事班做饭的是几个女同学,蒸的馒头因为面没醒发好很硬,半斤一个的馒头也没多大。有同学开玩笑说:“拿馒头打到人脑袋上,能打一个跟头。”每天干活都很累,这样的馒头也要吃上三四个。
       房子不够住,我们还是住帐篷。帐篷里南北大通铺,中间是过道,过道中间又安了一个铁炉子。记得一开始烧炉子的是个女同学,因为烧炉子要经常往炉子里加柈子,为了通风烧得好,就经常用炉钩子捅炉子,大家给烧炉子的同学起个外号叫“总统”。
       很快到了冬天,我们的工作是将东古斯森林中已经伐倒的树木造材,然后用手推车运送到局贮木场。大兴安岭的冬天,到处都是银白色的世界,道路上的积雪被来往车辆压得很平坦。一路上,只有过阿龙山河上的团结桥时才会有上坡和下坡,对林区长大的孩子来说,干这些活根本不算什么事,再加上男女搭配,有说有笑,每天都很快乐。
       转眼就要到春节了。东古斯离家很近,德林的大哥要从部队回家探亲,但是没有准确的到家日期,于是我们几个人每天都要到火车站去接他大哥。大兴安岭纬度高,冬天黑得早,绍贵便拿着装四节一号电池的手电筒往人群里照,寻找德林大哥。有一次,绍贵的手电筒照在根河知青大荣子的脸上,引发口角,双方动起手来。大荣子人高马大,打架很猛。当时我们人少,我的头被打了,绍贵也受点伤,总体来说我们吃亏了。回到东古斯知青点驻地,越想越憋气,坐地户让外来户给欺负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开了,有人说:“晚上到根河知青点驻地报复他们。”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当天晚上10点多钟,我们大约30几个人,手拿着棍棒步行几公里来到根河青年点的驻地,将他们宿舍围了起来,并砸碎几块窗户玻璃,寻找大荣子的下落。根河知青们被突如其来的砸门声惊醒,穿上衣服跑出来看个究竟,有心计的人溜出去到派出所报案。有人高喊:“大荣子在这呢!”他被我们的人堵在一个屋子的角落里,手里拿着木棒与我们对峙。说实话,我们这帮人没有能打架的,大多数是来看热闹的,没有人敢往上冲。对峙了半天,说了一些狠话大家就撤回了。
       在返回的路上,走到国营饭店附近,被镇派出所的警察拦住。所长看人很多,问:“你们谁是领头的。”大家都不吱声,绍贵站出来说:“是我!”出于朋友义气,不能让绍贵一个人承担,我也站出来说:“也有我!”所长对大家说道:“其他人先回去,你俩跟我到派出所。”我和绍贵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如实说了事情发生的经过,签字画押后,所长就把我俩给放了。因为我们在根河知青点也没有打人,只是砸坏了几块窗户玻璃,派出所后来也没深究这件事。
       还有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班的白同学也和我们一样,每天用手推车运原木到贮木场。一天傍晚,他和另外一个同学将原木运到贮木场后,两人扛一根木头,由于两人扛木头的左右肩不一样,在往下扔的过程中没有配合好,白同学没能及时将木头扔出去,木头重重地砸在他的头上,当场被砸晕过去了。同学们将他送到医院抢救,手术需要输血,我们主动跑到医院排队为他输血,等了很长时间,医生出来说:“大家进去看看你们的同学吧,他已经去世了。”天哪!白同学刚刚17岁。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身边的伙伴这样离世,非常恐惧,意识到危险就在身边,整个冬季都笼罩在这种恐惧之中。
参军不成,被推荐上学
       “当上帝关了一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
       新年征兵开始了。我符合征兵条件,报名填表、政审都通过了,最后一关在局医院体检也合格。很快参军入伍公示的红榜张贴出来,我的名字赫然列在其中,当时甭提多高兴了。因为报名参军的人太多了,林管局又组织复检,我有点平足,复检没通过,被刷下来了,而绍贵和第一轮没上红榜的几名同学都通过了。绍贵当兵走的那天,他穿着军装,胸前带着大红花,显得比平时精神好些。来送行的人很多,其中也有几个女同学。送走绍贵后,我仿佛跌落到人生的低谷,那一段时间非常沮丧,不知道以后的出路在哪里。
       未来的出路在哪里?是那段时间思考最多的问题。无意中听人说:“上师范、中专和大学,毕业都是国家干部。”听到这个信息,我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还有上学这条路可以走。可是我在学校就没好好上过课,基础太差了。笨鸟先飞,先从数学开始学,回到家里翻出数学教材看,由于在学校学得太少了,基本看不懂,当时也不知道找老师辅导,就从最基础的分数开始,自己慢慢看,经过一段时间自学,好像有点入门,慢慢地能看进去了。先看代数,后看物理、化学,逐渐有了兴趣。我的语文得益于我爸订的一份《参考消息》的报纸,当时《参考消息》是周报,每份报纸我要看几遍,有时候还要抄写。通过这份报纸,我对国际形势十分感兴趣。
       转眼一年过去了,接到局里通知,在知青中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推荐会在营林处会议室召开,参加推荐的都是报名的同学,大家互相推荐,德林推荐我,也有很多同学推荐我。最后我和另一名同学都被报上去了。局里文教科将推荐上来的几个人召集到一起,进行了文化测试,整个推荐过程很复杂,也是几上几下。
森林普查
       第二年春天,有一部分林业局子弟从知青农场被抽调到森调队参加森林普查,我被分配到森林普查的一个小队里。小队普查驻地要沿阿鲁干公路走到头,再翻过一座山才能到,我和德林在同一个小队。当时,小队有两匹马负责驮帐篷、粮食和副食,其他东西分散到每个人手里。卡车把我们送到阿鲁干公路终点,下车后背起行李开始爬过第一道山,到了山顶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队长说:“山下不远就到宿营地,大家加快脚步,一鼓作气到达宿营地。”听队长这么说,我们背着行李一路小跑,一直跑到山脚下才知道,宿营地还远着呢,天黑前我们才到达。几名老森调队员牵着驮着帐篷和生活用品的马提前到达,已经把帐篷架好了。宿营地在山坡上,山坡下有一条小溪,所有队员都住在一个大通铺上。每天早上吃完饭8点就出发,下午3点收工就开饭,每日两餐。一开始真不适应,特别是下午3点钟以后就没吃的了。每天吃饭是考验大家智慧的时候,小的时候就听说新兵和老兵吃饭的故事,第一碗饭到底要盛多少,才有机会再盛第二碗。大家都这么想,弄不好,第一碗还没吃完,饭就没了,一般我就是第一碗盛满满的,就不考虑第二碗饭的事了。
       每天早上8点准时出发,以宿营地为基地,每天去不同的样点,采集树木生长的信息,并在采集过的树上做标记,为的是下次森林普查时能准确地找到。因为是原始森林,几乎没有人来过,心里不免还有些紧张。每天出发都由老队员带队,他们手中拿着精致的小板斧,走一段路,就会找一棵站杆敲几下再走,我不明白,就向老队员请教,他们告诉我,敲树的声音能传播很远,附近的野兽听到了就会被吓跑。
       每天下午3点收工回来到晚上休息,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无聊,看队里的两匹马挺老实,都想骑骑这两匹马。我是第一个骑的,这匹马真的很老实,你骑上它也不尥蹶子,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就是当你骑上它之后,它就会往树上蹭,肯定将你弄下来。当时我不知道它有这毛病,骑上它还没走几步,它就开始往树上蹭,结果我一头就栽了下来,脑袋撞到树根上,半天没爬起来。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骑它了。
       结束一天的工作,每天晚上主要是听几个老队员讲他们的经历,我们趴在被窝里听得津津有味。赵师傅是地道的蒙族人,每顿晚饭他都喝点白酒,酒后拉起四弦琴,自拉自唱,低沉的琴声,悠扬的蒙古歌曲,在深夜的原始森林中回荡……
护林队
       森林普查结束了,我被分配到民兵指挥部,没多久,民兵指挥部也解散了,我又回到了护林队。记得那时是冬天,室外温度低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当时觉得骑马既风光又好玩,一有机会就骑光腚马(没有马鞍)出去跑一圈,每次回来后,马身上都会结一层白霜,我脸上也被冻伤好几处。
       后来几名老护林员年龄大了,他们将马让出来。因为马匹少,所以只给副班长以上的队员配马,其他队员没有。当时我是副班长,我的第一匹马是红色的,这匹马有病,拴在兽医站的病房里。所谓病房,就是兽医站里用原木搭的架子,将马拴在里面,为防止马倒下,就在马肚子底下穿两根带子,将马托起来。我没骑过这匹马,但是每天都会去看它,给他喂些好的草料和豆饼,没过多久这匹马就死了。
       我的第二匹马是红色白鼻梁的蒙古马,这匹马原来是草原放牧的马,通人性。骑它时只需用两条腿轻轻夹一下它就走,它还会根据你两条腿用力大小判断方向。这匹马就是年龄比较大了,不能跑太久。一般的马是很难骑着出马厩的,需要有一匹马带着,其它马才能跟着出来,我这匹马就可以胜任领头的任务,每次队里执行任务,都是我这匹马带头走出马厩的。
       没有马的队员,也非常渴望骑马。有一次,队长派一个队员去办事。他没有马,队部外面正好拴着一匹马。队长说:“你骑外面那匹马去,快去快回!”这个同学乐坏了,急忙跑到外面,解开拴马的缰绳,他一着急从马的右侧上马,结果被这匹马一尥蹶子踢出好远,趴在地上半天没起来。见状,我们都笑的直不起腰来。骑马一定要从马的左面上马,他不经常骑马,才闹出这样的笑话。还好,他只是受点皮外伤,并无大碍。护林队的主要任务是春秋上山巡山,预防森林火灾,冬季打击盗伐林木行为。
       转眼到了春天,队长带领我们去阿鲁干支线巡查。五月的兴安岭,冰雪逐渐消融。我们的马队穿过一片片树林,趟过一条条小溪,爬过一座座山坡,渴了就牵马趴在小溪边喝水。一路上,随处可见盛开着的一簇簇达子香,在蓝天白云映衬下,为兴安岭增添几分春意。一路上,队长骑马在前,我们跟在后面,我不时东张西望,好像是逛一个超大的森林公园。
到了冬季,生活在林区的居民需要上山捡烧柴,用来取暖做饭。捡烧柴和盗伐林木之间的界限有时很难判断,家乡小镇有一万多人口,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执法是很难的事情,通常的做法是震慑,我们没有真正抓过谁。
       春节前队里接到举报,说满归开往齐齐哈尔列车上的列车员私自倒卖柳木菜板。当时队长不在家,赵副队长觉得应该打击一下。于是集合所有队员,从阿龙山站的前一站上车,重点检查列车员。经查实,几乎所有列车员都携带不同数量的菜板,我们进行了没收处理。列车员不甘心,找列车长出来交涉,列车长和赵副队长没谈拢。赵副队长命令:“将列车长押回队部!”听到队长的命令,几名队员一拥而上,将车长按倒在地上。见到列车长被抓,几名女列车员紧紧抓住车长的衣服不让带走。其实赵副队长就是想吓唬吓唬列车长,结果导致这趟列车晚点。
       当天铁路分局打电话找林业局领导,要求调查此事。第二天早晨,局领导将赵副队长叫去,一顿训斥。赵副队长当时就蔫了,看到他垂头丧气地回到队部,我们都偷着乐,心里也为他鸣不平。我们小的时候坐火车不买票,没少被列车员训斥,有机会收拾一下列车员,都觉得很解气。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春节马上到了,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春节后便到外地上学去了,结束了这段难忘的知青生活。
       作者简介:王立权,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哈尔滨工程大学海洋智能机械研究所所长,黑龙江省水下作业技术与装备重点实验室主任,工业与信息化部水下生产系统示范工程专家组成员,哈尔滨工程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哈尔滨工程大学兴海创新团队负责人,《哈尔滨工程大学学报》、《智能系统学报》和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Application (JMSA)编委,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机械工程学会理事,哈尔滨工程大学“兴海人才奖”和“科技贡献个人奖”获得者,黑龙江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黑龙江省优秀教师,国防工业“511人才计划”学术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水下生产系统、水下作业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特种作业机器人等技术领域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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