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中午，多位年轻夫妇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生殖与遗传医疗中心就诊。

　　“一孕傻三年啊，生孩子前后这三年，事业基本废了。”今年已经29岁的小冉，虽然正处于较佳生育年龄，但是刚在深圳工作一年的她完全不敢要孩子。小冉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她男友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两人感情稳定，计划2019年领证结婚。小冉和男友均是硕士毕业，然而现在两个人月工资加起来不到两万元。

　　今年春节，小冉回男友家乡过年，两人往返路费和为男友家人准备的见面礼，让“小两口”没少破费。2月，小冉的3张信用卡和蚂蚁花呗一共透支1.8万元。算完这笔账，小冉自嘲地说：“两个名校硕士，活得还不如小学生。”

　　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我国2017年比2016年出生人口减少了63万人，与此同时，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造成出生人口下降，特别是一孩出生人口下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2017年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

　　然而小冉虽然处于生育旺盛期，但是依旧不愿生孩子。

　　亟须重建社会托育服务体系

　　小冉和男友目前每个月需要还4600元房贷，由于买的房子还没有建成，他们现在租房住，每个月还要交3000元的房租，再加上两个人的日常开销，小冉说：“几乎一直是负债的状态啊，每个月还得让父母补贴一两千元。我们连自己都养不起，如何养娃？”

　　在小冉的概念中，如果生活在一线城市，家庭月收入如果不够5万元的话，养娃是很艰难的。小冉有这样的想法，并非毫无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菊华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相对于早已走入公众和政府视野的养老问题，养小问题却迟迟没有得到重视，现在基本上是由家庭负担了所有养小的负担，“养比生更难”。

　　现在国家虽然全面开放二孩政策，但是相关配套扶持措施的缺位，依旧让很多女性像小冉一样“不敢生孩子”。“家庭和事业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变成了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在杨菊华看来，政府应该尽快出台措施来提高这些女性的生育意愿，比如增加生育津贴、延长陪产假时间等，特别要加快恢复托育服务体系的步伐。

　　杨菊华曾在去年召开的“学前教育的供给侧改革”专题研讨会上表示，“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福利性的社会托儿所服务体系全面崩溃，人的再生产成本完全回归家庭。入托难、托班贵等问题凸显。”

　　2016年，国家卫计委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10个城市就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情况开展了专题调研，调查显示，超过1/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而实际上有多少孩子在托育机构里呢？可能全部加起来也就在4%左右，其中0～1岁有1.8%，1～2岁有1.5%，2～3岁有7%。”杨菊华说。

　　杨菊华解释说：“而现在很多托育机构都‘只教不托’，这就意味着在孩子放学后，家长也要陪孩子完成他们不能独立完成的‘作业’，这进一步加重了家庭的养育负担。此外，将这些孩子送入托育机构，孩子是否真的安全和开心？家长是否能真的放心？这些问题存疑。”

　　在上述国家卫计委调查的全职母亲中，有近1/3被调查者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超过3/4的被调查全职母亲表示，如有人帮助带孩子，将会重新就业。杨菊华也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一方面说我国劳动力人口不足，另一方面却让大量女性劳动力不得不辞职回到家庭，这是非常矛盾的。”

　　人工流产之痛

　　小冉目前还没有“转正”，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就6000元多一点。随着工作经历的增加，小冉和她男友的工资水平今后一定养得起自己，不需要来自父母的补贴，同时也有条件抚养孩子。但是小冉担心的是，“恐怕到时候我也不能生了吧”。

　　“现在推迟生育的女性比较多。上学时间比较长、工作压力比较大、找配偶比较难等原因都导致了女性生育年龄的推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生殖与遗传医疗中心主任医师薛晴的专业是不孕不育的各种辅助生殖技术，她在分析不孕不育群体的发病原因时，首先提到的就是女性生育年龄的增大，“年龄越大，女性生育率就越会下降，治疗不孕不育的干预手段也会变多。”

　　据中国人口协会2012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不孕不育患者已超4000万，而且每年递增。3月5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前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生殖与遗传医疗中心采访薛晴，亲身体验了她超饱和的工作量——上午的门诊一直持续到下午1点半才结束，薛晴笑言：“1点半结束，算早的了。”她每年完成1.6万人次门诊量和600多例取卵试管婴儿周期。

　　在薛晴接诊的不孕不育患者中，输卵管阻塞的人数占比最大，而这部分患者又大部分有流产经历。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2013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人工流产达1300万人次，这不包括采用药物流产和在未注册私人诊所做人工流产的数字。

　　薛晴解释说，流产人数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允许堕胎，另一方面是各种各样无痛人流的错误宣传，也让大家降低了对流产危害性的认知。

　　而实际上，“人工流产做得次数多的话，容易导致胎盘种植位置的异常，由此可能会造成产前和产后的大出血，威胁母、儿两条生命；此外，多次流产手术，容易导致盆腔感染，从而导致输卵管不通，这也是我平时经常遇到的一类患者。”薛晴补充说。

　　人工流产是用负压的吸引或刮匙的搔刮等机械方法，将子宫内的胚胎刮出来，薛晴说：“除了会把胚胎刮出来，正常的子宫内膜也会被刮出来。反复的刮宫操作，容易给子宫内膜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从而导致不孕。”

　　根据原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2013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人工流产总数中，25岁以下的女性约占一半以上。杨菊华说：“谈到中国的生育率问题，我们一般都会和日本做比较。同样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同样不鼓励未婚生育，但日本结婚率又很低，所以没办法弥补未婚生育这块空白，由此生育率很低。但离婚率很高的美国，因为有大量的婚外生育，填补了婚内生育的不足，所以美国的生育率在发达国家一直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

　　无需恐慌生育危机

　　相比于日本原本就很低且持续下降的结婚率，中国的结婚率从1996年开始就一直处于上升状态，根据杨菊华在她的论文《中国真的已陷入生育危机了吗？》中所引述的数据，“从绝对水平看，中国的结婚率远高于其他三国（而这暗示着巨大的生育潜能），2014年约为10‰；韩国仅为6‰；2013年日本仅为5.3‰，在4国中最低。”（“四国”还包括美国，美国2012年的结婚率约为7‰——记者注）

　　杨菊华的这篇论文发表于2015年，当时她在文中的观点是“判断中国已面临严峻的生育危机还为时尚早”。一年后，《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

　　3年过后，3月10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杨菊华，她表示自己的观点有所变化，从当年的“为时尚早”，变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会陷入生育危机”。

　　杨菊华解释说：“相对于日本、韩国等国家，中国人现在依旧普婚普育。在儒家文化影响之下，结婚生子依旧是主流想法，且会持续很久。”在被问及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主观选择不婚不育的人会不会增多时，杨菊华列举了北欧一些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她指出，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一直都比较高，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9‰左右。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相关生育扶持政策非常好，而相关生育扶持比较差的意大利和一些东欧国家，则生育率比较低。

　　此前被忽略的“养小”问题，杨菊华表示，从党的十九大开始，也渐渐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儿童托育全过程监管，一定要让家长放心安心。建立完善的托育服务体系没有办法一蹴而就，但是相关举措已经启动。

　　杨菊华表示，随着社会越来越多元化，生育行为会越来越明显地倾向于一种个人选择，但是个人选择是会受到周围人群影响的。她在《中国真的已陷入生育危机了吗?》中，通过计算中国1999年、2000年和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得出“无论性别、城乡、年代，中国人的无孩比例都十分低下，虽然与前两个年代相比，2010年的无孩比例明显提升，但均不过2%。可见，虽然丁克家庭和人数的占比不断提升——2000年为11万人，2005年升至51万人（据中国人口经济统计协会，2008），但即便人们年轻时不打算生孩子，最终可能因种种原因而放弃初心，这也会降低国人终身不育的比例”。

　　杨菊华认为，不管是从家庭的抗风险角度和长期发展能力建设来说，还是从孩子和父母的个人成长角度而言，一个家庭生育两个孩子都是很好的。小冉的男朋友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明年结婚后就要把生孩子的事情提上日程了，当记者问他为什么想要孩子时，这位1988年出生的年轻人表示：“好玩，家里会更加有生气，工作再累回家后看到可爱的小家伙也会精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