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刚

　　我国的边疆研究起源很早，特别是自近代以来，因应内忧外患的时局变化，边疆研究已相继形成两次高潮：一次是鸦片战争前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繁荣；另一次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标志是“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逐渐形成新的热潮，特别是近年来学界围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使命任务，对“中国边疆学”作出了新的探索。方志出版社近期出版的著名边疆历史学家马大正先生的新作《中国边疆学八题》，既是他40余年间有关“中国边疆学”思考与认识的精华浓缩版，也是了解中国边疆学学科发展历程与研究特点的最新成果。该书视野宏阔、资料翔实、内容丰富、逻辑严密，是一部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的精品力作。

　　一

　　该书内容安排富有特色，以八个专题逻辑递进式地展示了中国边疆研究具有的深厚学术内涵、经世价值和时代意义。专题一从古今贯通的长时段、整体视角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和边疆进行了探研，其中既有对边界、边境、边疆和中国边疆相关概念的界定与阐释，亦有对统一多民族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历程阶段（形成、发展、奠定、变迁）的总结，又有对中国边疆地区发展大势与历史特点的概括与归纳。专题二至四结合作者自身的研究经历，回溯、总结了中国边疆研究“千年积累、百年探索和四十年的创新发展”的历程，为科学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提供历史经验与启迪。专题五探讨了中国边疆治理理论的相关问题，提出不少新见。专题六至八，深入探研了“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发展史、“三大体系”建设及其相关问题。

　　二

　　从中国边疆研究史视角来说，作者结合自身研究经历，在书中有重点地阐述了从事中国边疆研究应重视的理论方法，对进一步推进中国边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中国边疆研究应具有“以史为鉴，经世致用，面对现实，着眼未来”的价值导向，重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历史、现实和未来总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是现实的昨天，未来则是现实的明天。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对象中国边疆，其本身即具有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特点，因此，中国边疆学研究必须依托历史、面对现实、着眼未来，这既是中国边疆现实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需要。”马大正还认为，中国边疆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具有丰富的“以史为鉴”的功能，“在这里历史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阳春白雪，而是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应用研究具有强烈的为现实服务的功能，“为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为决策部门提供科学的政策咨询”。“无论是传统的历史学研究，还是具有时代特点的现实问题研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把两者融为一体进行贯通性研究，在历史的长河中探索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的重大问题，既是社会科学研究功能的体现，也是本学科不断蓬勃向上的客观要求”。对此，作者还以当年自己主持和重点参与的“当代中国边疆调研”为例，阐论了这些理论方法的重要性。

　　中国边疆研究应高度重视跨学科理论方法与中外比较视野的运用。“中国边疆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它的研究内涵既包括历史和现状，又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国际法、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因此，要深化对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必须组织跨学科的力量，进行联合攻关。”特别是在边疆治理研究领域，引入跨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边疆研究已成大势所趋，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中外边疆治理比较研究是推动中国边疆治理深化的重要路径。此外，作者还通过历史学、战略学、管理学、地缘政治学、民族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理论方法及中外比较视野的运用，对当代中国边疆治理大战略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的战略思考与认识。

　　中国边疆研究还应重视“学术研究与学术普及相结合”。用马大正的话说，就是学术研究不仅要有“阳春白雪”，还要有“下里巴人”。“加大普及边疆知识和宣传大美边疆的力度，让国人关心边疆、认识边疆、热爱边疆，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这里的大众不光是指千百万普通百姓，还应包括涉边事务的管理者和决策者。”《中国边疆学八题》本身就是躬行实践“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的典范，不仅具有学术的严谨性、思想性、理论性，还具有“深入浅出”，可读性、普及性强等特点，值得学界学人借鉴、适合社会大众阅读。

　　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不断深化，马大正是较早推动中国边疆学学科创建的重要倡导人，也是努力实践的学科理论建构者。在其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书中对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特别是学科定位（综合性交叉学科）、学科特点（战略性、综合性、现实性、实践性、预测性）、基本功能（描述功能、解释功能、预测功能、教育功能）以及学科依托与学科交叉、研究理论与方法等都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并对中国边疆学建设与研究中出现的“边疆概念泛化的倾向”“用西方边界理论来套中国边疆的乱象”等表达了担忧、提出了警示。其中，尤为值得重视的是，作者从战略思维的高度，对“中国边疆学研究演进历程中值得重视的五个节点”不断赋予新的内容，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他还就中国边疆研究的前沿问题提出一系列创见，在推动构建中国边疆研究话语体系、理论体系上也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譬如，他对“大一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对中国边疆概念的界定与阐释，对中国边疆地区发展大势与演进特点的认识，等等。这些认识对我们更深入、全面地了解边疆、认识边疆、研究边疆、建设边疆，也都有着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据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