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婕妤 敬文东

　　《登春台》是格非写下的第十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步入“耳顺之年”的这位小说家，创作亦在越显宏阔的境界里，“登”上了一座别致的“坚台”。晴日里登高远望的去处，是古人的春台。不过，对格非的这部新作而言，“春台”一词特指“后厂村春台路67号”，是一个具体而精确的现代城市门牌。作者依据这一门牌号，在作品中筑基造厦，“神州联合科技公司”在这里顺利落成。通过“春台”这一空间意象，小说呈现出关于时代命题、命运格局和叙事手法的多重思考。

　　“神州联合科技公司”是一家提供物联网服务的私营公司。《登春台》的主体故事围绕着先后进入这里工作的四个人物徐徐铺开。通过这家“物联”企业，小说试图展现一幅从“物”到“人”彼此交错、紧密相连的时代图景。四位主角生于不同年代，长在天南地北，却被“神州联合”聚集一处，共同分享着“中关村软件园”和“后厂村”这一系列深含时代性的都市空间，也在这里听取到他者身上独具个性的生命故事。他们是社会发展历程的见证者，也是各自心灵遭际的倾听者。

作为一位长于冥思的写作者，格非在现代社会纵横交错的多维联系网中，试图察觉出每个人之间心灵联系的内在真相。“联系性”可以说是格非写作时首先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时代，密布着比从前任何一个世纪都要繁多而平阔的马路，路上的数字信息准确定位着每一个地点。好比小说中富于标志性的“春台路67号”，若导航到这里，就可顺利找见“神州联合科技公司”和身处其中的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等主人公。顺着路的水平指引，获取的是他人的位置，却无法获知他人的内心，因为心灵没有门牌号码。在数智时代，人人都平等地拥有短短长长的几串数字，它们是门牌号、手机号或者证件号等。这些平整有序的数字固然能够提供丰富的信息，却仍不足以讲述饱含情致与诗意的故事。

　　生命无法缺少故事。讲故事，正是使人们产生相互联系的重要手段。在有限的现实时空之中，故事扩展人的生存世界和精神视野，给予人面对生活困境的耐心和不断超越的信心。但令人不得不承认的是，现如今，遥不可及的“远方”早已经变为唾手可得的“附近”，包含丰富褶皱的“故事”也成了平滑的“信息”。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曾直言，讲故事就是对独异的个人经验的表达。中国作家木心给出的形容则更为生动，他认为地图是平的、历史是长的、艺术是尖的。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登春台》所表达的关切得以凸显：除了社会与历史所构筑的水平视角，对生活与人心垂直层面的探索与开拓，或许能让人们听见和说出更多的故事，生发出更深的联系。

　　格非筑造“春台”，继而又开辟“春台”的语义空间。小说若以“春台路67号”为书名，同样具有悬念。然而，“春台”与“春台路67号”之间所具有的微妙差别，正是这位作家的用意所在。作为一个精确的地址，“春台路67号”是四位主人公的交际场所和工作单位，它勾连起时代、历史和城市发展中其余的道与路。“春台”却可以被视为作品人物的内心空间和生命单位。《说文解字》曰：“台，观四方而高者。”凭借一个轻盈的跳跃，“台”凸显为听故事和讲故事的心灵高地。格非借“春台”揭示出世情和人心的基本图式：世人登台，除了远眺，更欲诉说。于是，“春台”由一个日常空间深化为一个“讲故事的地方”，如同穴居人温暖的火堆安全圈，也如同蒲松龄奇幻的聊斋空间。

　　《登春台》还勾勒出一种空间形式上的对称性：与“台”所表征的熙攘“高地”相对，小说还写到许多静寂的“低处”。人何以着迷于故事？《登春台》中是这么解释的：“人有一种将自己替换成别人，又将别人变回自己的愿望和能力。在想象中，我们不仅能够深切地体会别人的悲苦，也能分享别人的快感。”正是在“故事”的“听和讲”的过程中，小说的主角们觉察到自身的生命位置，它不在摇摇下坠的低处，也不在至高至上的顶点，它或许恰好是一个“春台”的高度。“春台”之上，故事之中，有人心的真联系，有人格的大潜能。

　　“春台”被塑造成一个“讲故事的地方”，得益于作家对汉语优美的空间性本质的感知与敬意。格非从“春台”的字面上看见某种高度，词语“春台”也在作者笔下获得某种厚度。学者赵奎英指出：“西方拼音语言是一种典型的线性语言，汉语言则具有某种空间化的倾向。”格非对此深有体会，他不仅关注“春台路”的时间性内容，更关切“春台”的空间性情思。李白有诗云：“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或者可以这么说：路，导向一种社会性的联系；台，则是天地间的融会贯通。

　　登临“春台”，人得以从低平的生活之流中超拔出来，以宽阔的心胸洞彻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在“春台”维系的高度上，人可以寄托深心与远思，拓展精神视野，扩充思想容量，从而实现极目天地间的无限可能。

（据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