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义修 

       25年前，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在世纪之交出版，开辟了中国学者以自主的话语体系深度解读马克思文本的新路径，引发广泛关注和热烈争论。此后，“回到马克思”逐渐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一个划时代的口号。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努力摆脱对前苏东解释框架的依赖，基于一手文献，深化对马克思的当代理解，《回到马克思》也译为英文、日文、韩文等多种文字出版，在国际学界产生持续影响。25年之后，《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以150万字的宏大篇幅横空出世。面对这部巨著，相信不少读者都会感受到一种新的震撼。 

       震撼来自学术观点的自我突破。《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不是对第一卷内容的简单接续，而是问题域的深化拓展和学术观点的迭代升级。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在方法论的某些层面和文本解读的不少结果上甚至会是对前者的颠覆”。例如，对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资本主义”概念，学界始终众说纷纭，由此折射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在此书中，作者完整考察了马克思对相关概念的辨识过程，并且首次提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是其在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理论之外的“第三个伟大发现”，它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确证。这是一个事关马克思主义总体面貌的新判断，对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廓清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理论地平具有重要意义。再例如，关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回到马克思》（第一卷）曾提出，马克思在中晚期经济学研究中使用了不同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科学的异化概念，以此来说明现实社会关系的自反性。这一次，作者重新界划了马克思在不同阶段形成的三种“劳动异化批判构式”，完整地复现了马克思在伦敦时期从重启异化概念、到重构劳动异化批判、再到异化话语被拜物教话语遮蔽的过程。这为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拜物教批判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思路。熟悉学界研究进展的读者不难发现，此书基于作者20多年来的学术积淀，广泛关注国内外的最新成果，对许多重要问题给出了独到的回应，在研究视域、学术观点方面极具前沿性。 

       震撼也来自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的初版以及修订版本中，张一兵教授先后提出文本学解读模式、思想史研究的词频统计方法等，推动“方法论自觉”成为国内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新共识。在第二卷中，他在自己原创的思想构境论背景下，进一步提出“思想史考古学”方法，突出表现为：一是克服传统研究方法将概念的“所指”固化起来的倾向，深入不同的文本语境，开展更具流动性、整体性的“话语格式塔分析”，从而辨识出马克思的“事物化”“对象化劳动”“现实抽象”等概念在多重话语运作中的异质性内涵；二是深化思想史长程考察中的思想谱系分析，例如，基于马克思对《精神现象学》的摘录笔记，把《1844年手稿》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实践哲学透视、马克思中晚期经济学手稿的物像批判这些不同主题的论述置于同一思想构境谱系之中，揭示了黑格尔的“非物像透视”方法对马克思的隐性贯穿式影响，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的深刻思想在学术方法论层面提炼到新的高度。相比研究内容上的详实和丰富带来的既定成果，这种研究方法上的革新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因为围绕特定问题和观点的争论终究有限，但是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可以为马克思研究乃至更为广泛领域的思想史研究装上新的“引擎”。换言之，尽管第二卷的篇幅更大了、分析更细了，但这绝不意味着，对马克思经典文本和重要问题的研究都被作者“做完了”。相反，像25年前一样，此书再一次为我们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打开了新的可能性空间。 

      从直观的层面来说，震撼或许还来自全书在思想构境和话语体系方面鲜明的个人风格、丰硕的原创性内容。翻开此书，随处可见作者的原创性概念，以及用这些概念对马克思的复杂思想情境进行的逻辑界划与比较辨析。作者并不打算为了照顾一般性的阅读体验，而在理论话语分析的复杂性、精准度上作出妥协，因为“马克思就是这么深刻，我们将其冲淡为熟知的教条主义白开水以致为世人所弃，才真的是罪过”。实际上，作者在书中已经通过反复地解说、例证和辨析，努力阐明其使用的每一个概念、做出的每一种界划。如果读者愿意跟随作者的脚步，踏入马克思用大量笔记、手稿等文献构成的“思想实验室”，展开一番跌宕起伏的“思想史考古”，一定会体验到极大的学术获得感。但毋庸讳言，这种获得感，唯有透过作者足够深入的理论解读、依靠读者足够投入的学术思考，方能体验到。在笔者看来，作者决定将其研究成果以这种方式完整地呈现出来，既体现了他对马克思思想的诚挚敬意，也包含着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诚挚期待——新时代中国学者更应自觉承担起历史使命，破除对旧有范式和话语体系的“路径依赖”，敢于啃硬骨头，敢于用中国人的当代视角、自主表达、锐意创造，推动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在21世纪取得新的进展。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