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因为89岁的她为丈夫萧乾编的文集　《文章皆岁月》出版，又逢北京阅读季，主办方请她讲讲和萧乾读书的事儿。借了这个由头，就冒冒失失登门采访了。临走，她翻出一堆照片，“都拿去，看看有没有你们能用的”———好像一点也不戒备陌生人会顺手牵羊。

第二次，是报道出来后，去她家归还那些珍贵的老照片，顺便把报纸带过去。她看了报道，挺高兴。又拜托道：“有个事你方便时给澄清一下，现在都说萧乾是二战时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记者，不是的，还有好几个，这不能弄错。”

第三次也是最近一次，拜望之余，也把晚报摄影记者为她专门拍的照片洗出来带去。她是个很喜欢照片的人，用好多盒子来装它们，好像从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里，才能看得见也藏得住时间。

最初采访时，难免怀了一份对于“名家”的敬畏和忐忑心情，几次接近之后，才愈来愈发现她其实更像个邻家老奶奶，喜欢说话，挺爱和人打交道。打电话给她，随时都可以过去拜访，她并不怎么盘问你的姓名、身份和缘由，来者不拒似的，永远爽快地答应：“来来，我在家呢，你知道我家怎么走吧？”

三十三载

“后乐斋”中攀书山

文洁若的家，在木樨地的一套老房子里，离地铁很近。自从1983年搬到这里，她和萧乾先生在这儿共同生活了16年，萧乾先生去世后，她自己在这儿住了17年，加起来有33年。每次去她家，这里都挤满了人，有采访的、组稿的、叙旧的、查资料的、联系赠书的，络绎不绝。

这个家相当来之不易，是当年落实政策后分的。在此之前，他们的“家”曾是一个被堵住两头的门洞，在那里住了十年；再往前，他们原来的三间房曾被收走，两人过了一段“没家”的生活。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她和萧乾为这个新家起名“后乐斋”，化用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来，她还专门把这句话写成一幅字裱了起来，端端正正竖在桌子上。有人为她拍照时，她一定要站在这幅字旁边。她的字很有些特色，不像别的名人墨宝那样龙飞凤舞，总是一笔一画，带着一些小孩子式的稚拙。萧乾曾对她说，就喜欢她那小孩子一样的字。

89岁的文洁若仍是一个人住在这里。两个孩子都在国外，她也没请保姆，吃饭都是自己弄。时间在“后乐斋”里好像是静的：萧乾在时，他们一起读书、写作、翻译大部头的《尤利西斯》；萧乾不在了，她仍然毫不懈怠，写文章、译书编书，成为“中国翻译日本文学最多的人”。33年，一如既往。

八十九岁

老太太仍像女学生

见到文洁若的人，一定会惊讶于她的“年轻”。89岁的老人，耳不聋眼不花，脑子也极清明，说起什么都知道。她走路不要人扶，虽然因为骨质疏松有些驼背，但拄着拐杖，小碎步迈得利索。她喜欢拍照，照相时，一定要换一件正式衣服，还要找到浓密蓬松的假发，对着镜子戴好。去年初夏第一次见她时，她甚至戴着一条珍珠项链，胸前别着清华校徽，穿了一件挺时髦的连衣裙，脚上则是一双中长的靴子，精神头儿足得像是刚从校门里走出来的女学生。

文洁若不用手机，也极少看电视。她订了很多报纸，每天都会去信箱拿上来。座椅旁则安放着一台座机，一伸手就够得到。报纸和电话，就是她和世界联系的渠道。她每天都认真看报纸，重要的内容都做了标记。

她喜欢和来人一起看照片，从柜子里抱出来，一盒一盒，一张一张，指点着那些合影的文化名人，也会对每张上面分属各个年龄段的自己做出点评，“这张好看”或是“这张不好看”。

笔耕不辍“我的乐趣就是工作”

文洁若说，和萧乾一起翻译《尤利西斯》的日子，是她最快乐的时光，两个人那时劲儿很足，一天能翻译十几个小时，还有分工———“我管‘信’，他管‘达雅’”。

眼看快到年底，对她也并没什么影响。像往常一样，她准备一个人过年，不打算到哪儿去，也不打算叫国外的孩子们回来。“一个人才好呢，可以安安静静工作。我的乐趣就是工作。我不会老年痴呆的，因为我一直在工作。”

她说，萧乾在后乐斋里做到了“写到不能拿笔的那一天”，她也要这样。她是很有信心的。至于物质生活，她没有太考虑，简朴得甚至能忽略不计。她坦承自己在工作之外，也没别的兴趣爱好。别人送来盆花让她养着怡情，她又都一一送出去了：“放我这儿肯定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