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7日,余光中返乡永春参观余光中文学馆。摄影:康庆平

　　2017年12月14日的微信朋友圈,被“乡愁”刷屏了。

　　这一天,以《乡愁》一诗闻名于世的余光中先生,因脑中风并发心肺衰竭,在台湾高雄医院病逝。

　　提起余光中,几乎每个人都会想到这几句:“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余光中和我说,他喜欢诗歌里的典故。”福建永春余光中文学馆馆长周梁泉说,由于《乡愁》光芒太过耀眼,很容易遮盖余光中的其他创作。“如果一见面只和余光中先生聊《乡愁》,他会急。”

　　余光中1928年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福建永春,1949年随父母迁居香港,次年赴台。从1948年发表第一首诗开始,他先后出版诗歌、散文、评论和翻译著作50多部,在海峡两岸和香港出版著作逾70种。

　　余光中各个时期创作风格多变。他曾经调侃,自己“对阿波罗忙不过来而派下的九个缪斯各个都去追求”,是“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

　　在台湾乡土文学运动中,余光中的一些做法曾引发争议。而谈到他的文学创作,很多人则不吝赞美之词。梁实秋曾形容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闽南永春:幽默而深情的脉络

　　2003年,余光中回到闽南永春县,这是他去台湾后,第一次回祖籍地。

　　诗人激动地回忆6周岁时回永春的情景。那是1935年,爷爷过世,他跟着家人回永春,住了半年。

　　当着众多记者的面,年逾古稀的余光中说:古厝后面种着五株荔枝树,当时我最喜欢爬这些荔枝树。

　　没想到,儿时玩伴、大他三岁的堂哥余江海毫不留情地“揭露”:你吹牛!小时候你很胆小,总要我带。

　　诗人对这段公案“耿耿于怀”,后来写了一首《五株荔树》,其中几句是:“也许小时候我曾经攀过/余江海却说,他记不得了/记得这一排五株高树/他真的陪我冒险爬过”。

　　谈起这段堂兄弟间的“罗生门”,周梁泉忍俊不禁。“老人很认真,他要我把《五株荔树》这首诗放在文学馆里的显眼位置。”

　　2015年11月,余光中文学馆在福建泉州永春县开馆。白墙黛瓦的二层小楼依山而建,馆外潺潺桃溪穿山而过。

　　文学馆展厅分《乡愁四韵》《四度空间》《龙吟四海》三个篇章十二小节,全面展示余光中的人生经历、文学成就以及学者对余光中的研究及评价、余光中的文学活动集锦及其所获荣誉及奖项。

　　对篇章里的“四韵”“四度”“四海”,余光中很满意,他喜欢四这个数字,因为它在传统文化里面很吉祥。

　　开馆前一天,88岁的老人在周梁泉的陪同下,在馆里慢慢走了将近三个小时,参观指导布展工作。开馆当天,老人携妻子范我存、二女儿余幼珊、四女儿余季珊在馆里的余光中塑像前拍了很多照片。

　　老人称赞塑像很逼真,“连经脉的走向都和我一模一样。”

　　老人说:“今天我的家人跟我一起来,妻子来了百分百,女儿来了百分之五十。”

　　幽默表达令在场的人“笑喷”。

　　老人喜欢当天一张无意中被拍到的自己在偷笑的照片,开心地说:“可以和蒙娜丽莎的微笑相媲美”。

　　周梁泉调侃,是不是想到初恋而偷笑?

　　老人机智地回答,记不起来了,就是记起来也不能告诉你,因为太太就在身边。

　　交流交往中的诸多细节,周梁泉印象深刻。在他看来,余光中先生是幽默的,也是深情的。

　　“桃溪蜿蜒的两岸,是我难忘的故乡。”回到永春,余光中情不自禁思念起父亲。他说,父亲就生在永春桃城镇洋上村,和他聊天时讲得最多的是永春五里街、惠安洛阳桥,现在仍难以忘怀。

　　“我的故事早在我出生前几年就在永春开始了。”余光中先生说过,父亲曾当过永春县教育局局长。母亲是江苏常州人,毕业后到永春教书。

　　在余光中的童年记忆中,与父亲在生活上的交集并不多,但文学的起源却来自父亲。“12岁时,父亲给我讲《古文观止》等古典书籍,这是对我教育的破土、启蒙的力量。”

　　余光中先生曾拿着父亲的手稿和照片,告诉周梁泉,在台湾的40多年里,有永春人到台湾找父亲,父亲必定赶回家亲自下厨。“父亲桑梓情深,对此,余光中先生很自豪。”周梁泉说。

　　文学馆开馆至今两年多,已经接待30多万人次,参观者来自大陆各省市、台湾地区和世界各个地方。

　　“有高校学生、海外游子,还有联合国官员。”周梁泉说,“最多时一天接待超过5000人,参观者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一次,同时来了台湾媒体30多家,大陆媒体40多家。”

　　余光中成了永春的一张名片。多年来,周梁泉他们以余光中先生的《乡愁》为由头,创作了一部戏,建设了一个文学馆,前段时间又启动了万亩乡愁园的建设。

　　上个月,为了庆祝余光中先生90岁大寿,周梁泉在永春最高的山上组织了一场乡愁诗会。余光中先生知道后很高兴,特地委托女儿余幼珊发来贺电,祝贺活动举办成功。

　　12月14日上午,周梁泉还在忙着接待慕名前来文学馆的参观者。中午12点多,他骑摩托车回家,路上接到香港一个文学青年的微信,才知道余光中先生去世了。

　　周梁泉在路上停下来,哭了一会儿才回家。

　　“诗人已去,但我们要将乡愁进行到底。”周梁泉说,余光中先生诗歌里的“乡愁”是一种永恒的精神。

　　“太突然了,上次余光中回来时说过,还要再回来一起叙旧,一起回忆儿时的故事。”93岁的余江海一时无法接受堂弟去世的消息,一直这么念叨着。

　　“叔叔是我们家族的荣光,我们将组织家乡的亲人,到台湾参加追悼会。”余光中族亲侄儿余秉足说。

　　跨越海峡:“兰陵侠”和海边的三角关系

　　“从市区的公园路到南普陀去上课,沿海要走一段长途,步行不可能。母亲怜子,拿出微薄积蓄的十几分之一,让我买了一辆又帅又骁的兰苓牌跑车。从此海边的沙路上,一位兰陵侠疾驰来去,只差一点就追上了海鸥,真是泠然善也。”

　　在文章里,余光中先生曾这样回忆在厦门大学读书的情景。

　　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从小就随父母在南京、重庆等地生活。不过到了21岁时,却突然有了回到闽南故乡读书的缘分。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双一查阅厦门大学有关档案,并经余光中本人确认,了解到:当时就读南京金陵大学的余光中,于1949年二三月间转学来到厦门,进入厦门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学习,同年夏天离开厦门。

　　当时时局变动,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学生,因为在北方念书有诸多不便,纷纷南下到厦门大学借读。余光中也因此成了厦门大学学生。

　　“余光中先生近十余年来任教于台湾高雄。有谁想到,与高雄隔海相望的厦门,竟是他的文学生涯的发祥地。”朱双一说。

　　那时候,余光中是走读生。课余独自埋头读书和写作,并单枪匹马地投入了一场过招三四回合的文学论争。短短几个月,青年余光中在厦门发表了多篇诗歌、文艺理论批评文章和译文,其中包括写于南京的新诗处女作《沙浮投海》。“这是余光中首次发表新文学作品,堪称余光中文学的开端。”朱双一说。

　　“余光中在厦门,年纪轻,时间短,但作品颇多,相对而言也有较高的质量,虽然只是初露锋芒,却已充分显示出较深厚的知识根柢和才气。”朱双一说。

　　朱双一举例说,余光中的抒情诗《沙浮投海》和短诗剧《旅人》,发表于作者离开大陆前往港台地区的前后,成为诗人当时心境的一种折射。

　　沙浮是希腊女诗人,遭恋人抛弃,郁郁投海而死。余光中的诗作拟为沙浮告别人世时的情景和她的口吻。而《旅人》写出旅人的艰难途程和落寞心境:“永无休息的途程,/从清早到黄昏:/驮一个沉重的包裹,/挑一肩零乱的灰尘。/……啊啊!小鸟也有巢可归,/啊啊!只是我无家可回!/人生的道路我早已走累,/疲倦的心儿怕就会枯萎。”

　　朱双一说,这两首诗表明作者敏感的心灵似乎已感受到即将到来的离乡别井的羁旅愁绪,从而“超前”地切入了乡愁主题。

　　朱双一关于青年余光中的文章在台湾《联合文学》发表后,余光中先生给朱双一写了一封信,自谦地表示自己早期作品还很青涩,现在学者隆重发掘,他也很欣慰。

　　余光中先生逝世当天,朱双一正好在台湾。他注意到,岛内几家媒体都报道了“一代文学巨擘陨落”。

　　谈到研究“青年余光中”的缘由,朱双一说,我深深觉得海峡两岸的文坛,有十分密切的关联。1949年前后到台湾的大陆人士中,不少是曾亲炙于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传统中的作家或文学青年,因此中国现代新文学的某些资质和因素,必然随着他们到达海峡彼岸,在那里生根和繁衍。

　　与学者的理性研究不同,余光中先生对厦门的回忆充满了感性基调。“厦门靠海,水对我的写作影响很大,在读厦大时我就住在海边,我第一首新诗也是厦门时发表的。”

　　除了几次赴美讲学,20多年的时间里,余光中一直住在台北厦门街。就在台北厦门街里,余光中写下了自己在厦大当“兰陵侠”的美好回忆。

　　1986年,余光中到高雄中山大学任教。高雄临海,他不由得想起了对岸的厦门。

　　在文章里,他写道,“在厦门那半年,骑单车上学途中,有三两里路是沿着海边,黄沙碧水,飞轮而过。令我享受每寸的风程……隔着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北域,厦门、香港、高雄,布成了我和海边的三角关系。”

　　1995年,余光中首次回厦门。后来又几次回来,包括参加母校厦门大学85周年校庆活动。他曾写下几个字:“六十年后犹记厦大的蚝煎蛋”。

　　当我死时: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余光中写杜甫:“这破船,我流放的水屋/空载着满头白发,一身风瘫和肺气/汉水已无份,此生恐难见黄河/惟有诗句,纵经胡马的乱蹄/乘风,乘浪,乘络绎归客的背囊/有一天,会抵达西北那片雨云下/梦里少年的长安。”

　　余光中写江南:“春天,遂想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可以从基隆港回去的)/江南/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

　　诗人作品里的古典美令很多人惊艳和赞叹。

　　微信朋友圈里,为悼念余光中而转发的作品中,有一篇余光中1987年发表的《怎样改进英式中文?——论中文的常态与变态》。文章中,余光中说,自己出身外文系,30多岁时有志于中文创新的试验,并非保守。但反对中文过分西化。“中文发展了好几千年,从清通到高妙,自有千锤百炼的一套常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家新认为,余先生早年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洗礼,后来又致力于发掘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他的艺术追求,不仅浸透了一种文化乡愁,也为汉语诗歌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在上世纪80年代,余光中和其他一些台湾诗人确实让许多一心执迷现代主义的大陆年轻诗人重新发现了古典,并意识到把中国古典重新引入现代的可能性。当时许多大陆年轻诗人,比如张枣,可能就受到启发。”王家新说,虽然自己对余光中先生的一些诗学主张和作品也持保留态度,但很尊重这样的追求,也很佩服余先生的语言文化功力。“一般读者只知道他的《乡愁》,但他肯定还有许多更有艺术价值的诗篇有待我们认识。”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黎湘萍认为,余光中是较早一批从西方现代派转向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文学家。他的作品不仅有《乡愁》,还有长诗、叙事诗、散文等。“余光中特别注重对中国文字的运用,对文字非常敏感,不希望文学走欧化的道路。”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认为,现在大陆兴起“余光中热”很自然。“他的诗歌和他的人都与乡愁及家国情怀有关。在工业化的社会,大家有一个乡愁更浓的情节,加上我们反‘台独’,余光中的诗歌让人们意识到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乡愁的根上在两岸具有一致性。”

　　“《乡愁》不仅有乡愁的情绪,还有非常精妙的意象。”白烨说,基本上余光中的诗歌读一遍就忘不了,他的主题和形式相得益彰,“可以说很多作品都是写乡愁的经典之作。”

　　“余老逝世的消息在朋友圈里都被转疯了,转发的人基本都学过余老先生的诗,大多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诗歌爱好者贺俊浩说,余光中的逝世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直接原因是那首《乡愁》被大家广泛认可,可以说,余光中写出了一代人,甚至是所有中国人对两岸统一的期望。

　　贺俊浩说,此外,余光中的诗歌有人生体验,意象富有现代诗歌鉴赏的“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美”,既朗朗上口,又非常对称,符合中国人的古典审美习惯。“很多人也把这首诗与自身经历结合到一起,转发的不仅是对余老的缅怀,也有每个人对自己童年的追忆。”

　　自1992年至去世之前的20多年里,余光中往返大陆60多次。黎湘萍说,前几年他到大陆各地来得非常多。我一个同学在广西南宁二中,成立了文学社,2003年时通过我联系到余光中,希望请他到学校作讲座,他都欣然前往,更别提国内大学的邀请。“他曾经在他的诗歌中写过长江、黄河,现在都重新走了一遍,他自己也非常兴奋。”（许雪毅、刘姝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