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棠一家》以黄棠的丈夫洪锦江遭遇的“碰瓷”交通事故开始，“目击者”把事故照片公布于网络又大敲警察竹杠。儿子洪开元是个“富二代”角色，他人脉颇广，既会飙车惹祸，还能代父对付政敌；女儿的洪静萍拍摄苍鹭河沿岸搬迁的纪录片，挖出沙场工人鲁国庆与城管执法队的暴力冲突。女儿祁嘉宝以“底线价格”从继父手中收购沿河土地；　女婿孔威廉的医疗器械生意直接暴露了医疗器械采购中的层层回扣……此外还有食品安全、人体器官交易、假离婚大潮、娱乐圈选秀等社会问题的彰显。
　　《黄棠一家》堪称一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浮世绘”。在这部小说中，马原的目光进一步扩展，试图通过黄棠、洪锦江的中产化家族的叙事，形成对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总体性”理解和把握。马原与现实的态度，不是仇恨式的对峙，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呈现出了一种平静交流的、但有距离的“和解”。马原呈现出“总体性把握”当下现实，并进而总体性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努力。可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敏感领域，洪氏家族似乎都有所涉足。黄棠、洪锦江的新中产化家族，几乎涵盖了中国现实的各个重要利益层面。
　　已经阅读过《黄棠一家》的读者反馈说，感觉小说像“新闻串烧”。对此马原说，“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一代人走向社会的四五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世界完全变的我都不认识了。当年写西藏是因为对西藏有陌生感，我对西藏一无所知，看什么都新鲜，我就把这个新鲜的感受尽量复原或者再造，重新造出一个对我而言、对我的读者而言特别新鲜的一个西藏拉萨。而多年远离人群的‘隐居’生活，重新‘下山’又令我体会到了这种新鲜感，令我写作充满了热情。”
　　对马原关于“新闻串烧”的“辩解”，做为多年好友的余华不以为然，“马原身上始终保持的一个优点，就是幼稚。我刚才听他嗦半天，为自己的书辨解，我想马原真是，65岁了，还是没变，你搭理他们干吗？你的房子还没盖好，你过几天回去，房子一盖，什么事跟你都没关系了。”余华毫不吝惜对好友新作的赞美，称之为“一个老江湖写出来的书”。余华说，“那么多年我听到好多对马原的惋惜声音，说马原不写东西，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还有人讽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感受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你去开采还是没有开采。有一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马原过去的作品就像是个举人写的，而《黄棠一家》这种书就是个老江湖写的，并不是说江湖强于举人，举人一定强于江湖，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举人也需要江湖。”
　　《黄棠一家》毫无疑问是马原自“转型”之后转得力度最大的一部。然而，马原的“转型”，似乎又不是一种简单的转型，而是一种体验的“差别形态”。或者说，马原的转型依然渗透着他“一以贯之”的文学精神。
　　从价值观而言，马原从来不认为，人类的经验可以穷尽世界生存的全部真相。无论让“叙事圈套”缠绕着文本，还是再次回到传统叙事，耐心地讲好一个当下的“中国故事”，“那个叫马原的汉人”似乎从没有变成一个真正实心实意的，权威的叙事者。这依然表现在他试图在小说中，以不那么符合传统现实主义故事讲述的方法，对故事的意义进行有意“冒犯”。
　　《黄棠一家》中有大段不同人物对话，有时人物对话甚至掩盖了“故事情节反转”产生的戏剧性刺激，这些对话无不在凸显着叙事声音，形成对小说家族叙事规定性情节的消解，透露出作者对丰富复杂现实的言说欲望，也显示把握现实，而不是将现实戏剧化的努力。小说中突然塌陷的暗河、黄棠的失忆与恢复，都彷佛暗示着作家对当下社会的看法。小说中的几条线索交织，也显得有条不紊，又充满悬念，整个叙事呈现出家族叙事的主干和枝蔓交织的辅助方式。主干就是黄家人的兴衰，而枝叶则是围绕黄家人发生的不同辅助性故事。
　　马原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即使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马原依然没有彻底走出“先锋”的价值姿态。这部作品中，有传统现实主义规范，人物塑造比较成功，复杂而立体，如贺秋和洪锦江。然而，马原没有让现实成为余华或和阎连科式“反讽寓言”的符号现实，而是力图恢复传统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准确性和生动性，在“和解”与“距离”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述方式。先锋的马原曾告诉我们，现实不过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幻觉。而归来的马原，却要再次为现实主义立法。□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