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77剧场一场即兴的电音表演中，许知远耗时五年完成的《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新书发布会开启了。当许知远手捧着自己的书开始朗读其中篇章的时候，现场观众马上进入到19世纪的时代情境中。7位来自新会、广州、北京、上海、长沙、天津的读者也在许知远之后，用方言朗读的方式开启了梁启超走过的城市画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勇，资深媒体人李翔，《三联生活周刊》常务副主编李菁也到现场助阵，与许知远展开了一场以“历史和未来一样崭新”为主题的对话。
　　为什么是梁启超，为什么是一部规模如此巨大的传记类著作？
　　这部《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是许知远“梁启超三部曲”的第一部。述及梁启超求学、进京赶考、师从康有为、结集同道、上书清帝、办刊《时务报》，及至戊戌政变前夜，是记叙1873年至1898年作为青年变革者的梁启超。
　　许知远说，选择梁启超，跟他本人从事新闻业有关，在这个行业里，梁启超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他等于现代新闻业的开创者。许知远曾担任《经济观察报》的主笔，而梁启超也曾是《时务报》的主笔，这样就有了亲切感。
　　而大众眼中的梁启超，大多是从教科书中了解到的宏大印象，难以深入到他生活和思考的细节。出于一种对“人”的兴趣，许知远对个人传记有一种迷恋。在这本书中，他试图去探索梁启超性格的形成，所以去描摹他周围朋友的群像和他们生活的环境，“对外界的变化，他做出怎样的变化，他内心的困惑和焦灼，我对这些有强烈的兴趣。”
　　梁启超是一个极富生命力的人，他在不停地更新他的兴趣点和他做的事，他介入思想生活、学术生活、政治生活，他创办若干机构。他经历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经历了极为深远的变化，他几乎参与了所有的政治、思想和学术领域的大事件，他的传记可以达到的规模，也满足了许知远对规模的一种“追求”。
　　文言引文+上千条注释：如何保留阅读的流畅性？
　　作为资深媒体人和已经出版过二十多本著作的作家，许知远已经习惯了那种酣畅淋漓的表达。但在《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中，许知远却一反常态，大段地引用文言史料，全书注释竟达上千条。他相信这样可以保证文字和书的一种质感，可以将读者带入当时的历史情境。2013年，当许知远在纽约城市之光书店和梁启超的目光对视的时候，他正厌倦了新闻业的碎片和短暂，在寻找一种深沉与辽阔的表达，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法像20岁年少轻狂了。”他希望能从学术的角度去写作，他需要证明自己是可以做到的。
　　当主持人李菁提出，大量的注释是否会让这本书失去可读性时，许知远说，阅读的流畅性和史料的解读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马勇接过话茬说，大量的引文和注释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阅读的流畅性，但从开场的朗诵环节看，还是很有气韵，读起来非常通畅的。许知远承接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的写法，他笔下的梁启超，有感情，有自己的特色。他的写法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研究者，可读性更高。
　　对人的关注和全景式表达：创建一种新的传记写作传统？
　　在马勇看来，许知远的梁启超传，可以是传记写作的一种示范。在非历史专业的写作当中，历史学会绽放出不同。因为历史本来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是需要多角度的。许知远有独特的经历，而有这种经历和没有这种经历，对于这种传记的书写，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许知远花了很多笔墨在人际关系上，写梁启超的家庭关系，跟朋友之间的关系等等。他写到谭鑫培，写到翁同騄，写到黄遵宪，从这里面可以看到时代背景下这些人不同的情绪，它像一个戏剧，人物在舞台的中央或者边缘，有时候你出局了，有时候你又重新回来了。这一点跟以往的梁启超传记相比，都很不一样，会给人不一样的启发。
　　马勇说的这种不同的视角，是许知远“创建一种新的写作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许知远全景式表达的重要体现。除了努力把书还原成人的故事———许知远认为，在很多历史写作中，人是消失的———他还努力做代际的故事：那个代际和下一个代际中国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他还写一个考生去琉璃厂，去哪里买东西，去哪里吃饭，城市的面貌是怎样的，东方和西方的区别在哪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