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世纪60年代来到林区支援边疆的老知识分子，今年75岁了。经历了林区开发建设60多年的风雨沧桑，把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林区，担当起我们那一代人的使命与责任。
　　1942年9月我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父亲是一名自食其力的铁路技术工人。1960年，我18岁，考入山西农牧学院，主修畜牧兽医专业。1965年，我服从分配，来到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被分配到乌尔旗汉林业局。工作了一段时间，领导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还是那句话：“到牛马多的地方去，那里可以发挥我的专业特长。”1966年，我被调到了兴安里林场。
　　当时正值夏季，我搭乘一辆运材汽车，一路颠簸地来到了距离局址70公里的兴安里林场。当时的集材生产还要依靠畜力，牛马套子承担着生产一线集材的重要任务，林场正缺兽医，所以对我的到来，从林场主任到职工群众都是非常欢迎的。林场主任带领职工群众等在板夹泥办公室大门口，一见我坐的运材汽车到了，马上围上来，又是握手又是寒暄，把我领进板夹泥的集体宿舍，屋子里挤满了围观的群众。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正盼着呢，大学生兽医就来了。”“远道来的，不容易，赶紧给整点好吃的吧。”大家忙活起来。饭菜上桌了，有本地的山蘑炒白菜、素炒金针菜、卜留克咸菜，水萝卜、大葱、香菜等各色蘸酱菜，最吸引大伙眼球的是一小盆猪肉炖粉条。林场主任歉疚地说：“林场条件有限，这就是最丰盛的待客席了。”
　　林场的饮食的确很单调，对于我这个从小在南方长大的年轻人来说，饮食关是必须要通过的考验。一来饭菜口味太咸，二来胃受不了粗粮的磨砺。不吃吧，饿得慌；吃吧，又消化不良，胃里一个劲儿地返酸水。后来，我想出了办法：胃酸难受时，我就喝点食用小苏打沏的水，酸碱中和，倒省去了长期吃肝胃祛痛片的麻烦。
　　我担任了林场的兽医，责任是做好所有牛马的诊治和防疫工作。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山上还用牛马套子集材。每到冬季，林场便进入了木材生产的高峰季节。由于高强度的工作，牛马伤病率高，兽医特别繁忙，工作没有白天黑夜之分，经常是深更半夜接到牛马伤病的消息。我一人骑马紧急出诊，天寒地冻、顶风冒雪，加之天黑路滑、山路崎岖，我从马上摔下来、打破眼镜、受点轻伤的事时有发生。
　　有一年冬天，林场小工队的两匹马腿骨折了，我忙了一晚上才将马腿接好并打上夹板。治疗完毕，我才感觉到又饿又累，这才想起还没吃晚饭。看到我一副拼命三郎的工作架势，有人不理解，可是我深深懂得：牛马是林场的财富，是林场的生产工具，救治它们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我绝不可以敷衍了事、推拖搪塞。
　　对工作一丝不苟的习惯我一直保留至今。即使我后来调到了林业局兽医站，只要林场发生疫情，我也从不推辞。有一年，兴安里林场的牛群发生了疫情，半夜里有人通知我去救治。我二话没说，骑上马连夜赶往目的地。天亮之前总算赶到了疫区，顾不上休息，马上为生病的牲畜诊治、隔离、消毒，及时控制了疫情蔓延。还有一次赶上发大水，兴安里林场的马群发生了疫情，我受林业局委托，坐大客车赶到了乌尔旗汉林场。从乌尔旗汉林业局局址到兴安里林场的道路被洪水冲坏，车辆无法通行，这40公里的路我只能步行，涉过浅滩，锳过齐腰深的河水，走了整整一天，体力严重透支。由于诊治及时，我所经手治疗的牲畜绝大多数都转危为安。
　　我在兴安里林场一待就是七年，从勤奋工作、爱岗敬业中我有了充实的感觉，这种感觉暂时填补了物质生活的贫乏。可是困扰我的不只是饮食问题，还有健康问题。
从小身体瘦弱、单薄的我不适应林区的高寒气候、物质匮乏的环境，加之工作劳累积劳成疾，患上了高血压、痔疮、腰腿痛等多种疾病。当时林场交通不便，我因为工作忙无条件看病就诊，就一直咬牙坚持不去医院，在头疼、腰腿疼严重到无法忍受时，吃两片镇痛片顶一顶。痔疮经常出血也不在意，仍然带病坚持工作。1971年早春，我终于病倒了，剧烈腰痛、尿血，卧床不起，病情严重。林场马上联系一辆大卡车，将我放在卡车车厢平躺着，我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和毡靴，盖着厚厚的棉被，头上戴着狗皮帽子，感觉大卡车争分夺秒地向着山下医院赶去。我被送到林业局医院，经过诊断，我患的是急性肾炎，住了半个多月医院，我的病情才得以好转。
　　在大家的关心和帮助下，我在兴安里林场成了家，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庭，结束了几年的光棍生涯。1973年冬天，我因工作需要，从林场调到林业局兽医站。当时，我和妻子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搬家成了一件难事。我们租了一间板夹泥房子，在这个房子住了两年，林业局为我分配了砖房。砖房面积大约40平方米，大、小屋加厨房，还有前后两小块菜园子可以种植蔬菜。我和妻子勤俭持家，自己节衣缩食，从工资里挤出一点钱按月邮寄给双方老人；我们自己动手，在园子里种植土豆、白菜、黄瓜、西红柿、蚕豆等各色蔬菜，既可以给孩子们补充点营养，又可以省下买菜的钱。我由此学会了种菜、养猪、沤粪等各种农活儿。
　　1976年打倒了“四人帮”，知识分子得到重用，我也因此喜事连连：1984年我被提升为副科级干部，担任林业局兽医站站长，同年迁入三居室的新楼房；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晋升高级兽医师，并涨了工资。我心情舒畅，一心一意地扑在工作上。为林业局畜牧兽医战线的改革，我走遍了全局各个林场；　为培养林区的畜牧兽医人才，我赴根河、图里河局讲课；为林区畜牧兽医学会的建设和发展奔忙于林管局和各林业局之间。对于我的付出，林管局、林业局给予了丰厚的回报，我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受到了表彰和奖励。
　　1998年我退休后，林区调整产业结构，养殖业的发展重新受到了重视。我作为一名老知识分子，总想为林区、为养殖户做些力所能及的事。2000年末，林区老科协乌尔旗汉分会挂牌成立了，我被推选为分会理事。虽然身患脑梗塞、身体状况不好，可是我坚持带病工作。多年来，我随同林业局党委宣传部上山开展送技术活动，为林场养殖户讲解牛马羊饲养、防疫等养殖技术，我还去局址各基层单位义务开展送技术上门服务。2001年初，林业局从海拉尔地区购进200多头牛，分给各基层单位饲养。鉴于海拉尔地区与我地区草质不同，饲养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我撰写了《关于外地牛群在我地区安全越冬的建议》，呈报给林业局，得到林业局党政领导的认可，并将建议印发到养牛的各基层单位。我还多次为各林场免费诊治生病牛群，受到大家的好评。这些都是我作为一名老知识分子、一名党员为林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如今，我享受着舒心的晚年生活和天伦之乐，感到特别欣慰和满足。（冯崑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