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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褚振江
  “旅游”一词,古已有之,如南朝沈约的《悲哉行》中说:“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我国关于游的记载,典型的要算老子和孔子的“漫游”。老子曾做过管理史册的小官吏,由于崇尚自然,向往与世无争的隐逸生活,于是辞职而去。他向西漫游,到关中后,与当地的周大夫尹喜交游,在陕西关中西部的周至东南山筑台讲学,著成《道德经》。后来,老子又继续西游,不知所终。孔子的漫游则是其政治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孔子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辞去鲁国司寇官职后,率领弟子出游列国,过了十三年的漫游生活。他路过泗水时,望着奔腾不息的河水,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这样的感叹无疑是受山水自然的启发,领悟到了人生哲理。
  在古代,像老子和孔子一样,有机会漫游的人并不是很多,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这就决定了普通大众的生活方式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闲工夫来旅游。另外,受孔子“父母在,不远游”的影响,加上生产力落后,经济条件有限,因而旅游活动无法在普通大众中展开。因此,中国传统的旅游者不是王孙贵族,就是文人士子或宗教僧侣。
  对于古人而言,旅游是追求一种“人在旅途”的生活方式。在漫游的过程中,寻找人生的目标和意义。南北朝时期诗人谢灵运将山水视为审美的对象,从中参悟人生哲理,排遣愤懑之情,消解浮躁之气,使心理得到慰藉,精神得到寄托。谢公对寻山访水的热爱与“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颇为相似,但从他们的人生轨迹来看,李白的视野更开阔,阅历更丰富。李白成年后,除了有过短暂的官宦生活外,似乎大多数时光都是在旅行中度过的,各地的名山大川都曾留下过他的足迹。
  清代文人张潮说:“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游览山水也是在阅读文章。古人一次漫游的时间通常比较长,一般在旅途中寻找学习的机会。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为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弥补读书学习的不足,到名山大川、历史圣地去实际考察,获取第一手可靠的历史资料,《史记》就是司马迁在壮游后完成的。
  我国幅员辽阔,自古就是各种地形错综排布,平原丘陵、湖泊高山,古时出趟远门就意味着翻山越岭、跨越江河,“行路难”可不是嘴上说说。李白在《蜀道难》中发出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古人出门使用的交通工具,侧面反映经济地位和阶级等级:老百姓多靠双脚徒步,士大夫、文人爱骑马,马车则是威权富贵的象征。
  古代文人热衷于漫游名山大川,凭吊历史遗迹,徜徉在山水之间,陶醉于田园风光之中,寻找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寄托。地理学家徐霞客历时39年,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每天坚持写日记,以清新简练的语言记述亲身经历和旅途见闻,其日记被后人编成《徐霞客游记》。由于这部书文笔生动,记述精细,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它不仅具有地理学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元朝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中国游历17年,写成的《马可·波罗游记》详细记录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对欧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旅游也是文化传播的契机。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之行,开辟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通道,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古代地域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游历成为认识自然和社会的重要途径,使旅行、游览成为文化传播、文化交流融合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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