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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28
2134 新中国第十二个记者节又要到了，作为多年从事电视新闻工作的我，每每这个时候，心中总是有一种情感在涌动，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情结”吧？
作为电视人的我工作的经历十分简单，两年的“上山下乡”；三年的军旅生活；五年的实验教员；二十七年的电视新闻工作构成了前半生最主要的经历。
要说上山，我和我的同龄人一样都是一种人生的无奈选择；军旅生活则是任何时代热血青年的向往；师范学校的五年是我认知社会的开始；而新闻工作的27年几乎经构成了我生命的全部。
人们常说：“不要把爱好当职业，不要把……”而我所从事的职业和工作却全部与爱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80年我从部队退伍后，在职业选择上我决然选择了林业师范学校，从事我所爱好的物理实验员工作。
1985年，我还是在兴趣和爱好驱动下，告别了林业师范学校物理教研室亲密的伙伴和同事、告别了刚刚认识的学生，调到了林管局电信处微波筹建办(林区新闻电视组)。从此，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
当时的林区新闻还不能定期播出，采访和制作设备条件十分差，没有演播室和固定的办公场所，人员也只有四、五个(有的经常不在家)。记得当时只有两台还算先进的索尼DSR--1800摄像机(有一台在北京修理)，尽管低照度特性、色彩还原十分差，但是价格在当时来说十分昂贵。虽然我在学校有过五年的仪器使用经验，但每次动用都要遭到领导的呵斥和提醒，在这种严格的管理之下，我很快熟悉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这期间，我采访的第一条新闻是《林管局在教师节赠送教学桌椅》。
电视记者职业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结合，每次采访都要一手拎着摄像机，一手拎线轴、灯架，身背录像机(VO--4800)往返于采访现场和老电信楼的五楼之间，体力消耗极大。回来后还要撰写稿件、录制、播发。尽管如此我还是对采访充满激情，每次采访前都要了解现场的光线条件和电源位置，以保证拍摄的质量，播出时要急着赶回家去和家人一起观看已经看了多少遍的节目。尽管费尽心机，播出后还是经常有人问我“老弟，我不是那么丑啊?”其实不是他丑而是我们的设备太差了。当时的制作设备只有两台VO--5850编辑录像机(后来乌尔旗汉林业局又赠送了一台)和一台RM-440编辑控制器，还有两台32英寸的日立电视机就购成了采编设备的全部。今天我看到年轻的记者的记者手拿小巧轻便、照度要求极低的摄像机，小巧便携的笔记本非编，灵敏度极高的无线麦克，呼来唤去的采访车，羡慕之情油然而生，要知道你们现在的装备是那个年代的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啊！
条件的简陋，设备性能的低下并没有降低我创作的热情，在1985到1986两年间，我创作出一系列的新闻、专题作品代表了我当时的新闻水平，有《路林协作•共图大业》、《从林海到海洋一访大连疗养院》、《祖国北疆行》等。
电视新闻作品的创作是一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更是要有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同时也是门遗憾的艺术。让我难忘的是在拍摄《祖国北疆行》时，结尾的镜头应该采用跟拍的手法，长时间延伸才能使结尾更能让人品味无穷。而我在拍摄时结束过快，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这些教训使我在每每拿起摄像机时都要自我提醒，类似的问题不要再发生！
1987年，我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记者。1987年又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那一年绿色来的十分晚，从4月份起蒙古国的草原大火就烧到了林区，4月中下旬林区遍地都是火，一直烧到了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拍摄了大量的素材，并播发、上投了大量的新闻稿件，为宣传林区人扑火救灾、支援灾区的无私精神、为后来的争取国家投入做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
有人说”记者是无冕之王“，其实那是记者光彩的一面，是职业的荣耀，是弱者面前的表象。人们看到的只是记者酒后脸上的红晕，看到的是参加活动时人前马后的身影和后送的相册（当时就送相册）。在有权、有势人面前记者也不过是草民一介，有多少人能看到我们翻山越岭、趴冰卧雪、吃不上、喝不上的生活。林区的记者更是艰苦的，总是游离在主业的边缘。在林业系统内我们是副业，而在广电系统我们又是系统外，没有正经的“番号”，看了《永不消失的番号》，深深理解片中人物“李大明白”等人的心情。但是我相信所有的记者都一样，在采访、录像等等诸多的工作中吃苦挨累不算什么，强者的藐视对记者也算不了什么。
我当记者时远没有现在的条件，就拿采访用车一事来说，就受尽了白眼。经常是陪着笑脸、强压怒火等着派车。其实记者乘车不仅仅是享受，更主要是为了设备的安全和工作（冬天设备上霜后短时间内无法工作）。所以今天我从事管理工作后，我提出了用车采访优先，携设备近距离可以乘卧铺的规定。对记者就是要给以形象和工作上的尊严与便利。
1989年，大火刚过，林管局为了汲取教训、加强森林防火宣传，决定在全国林区内率先自己拍摄森林防火电视小品。组建了由刘玉林领队，冯汉军撰稿，韩忠祥编剧，崔志平、张海鹏摄像、制作，赵淑梅做演员的“森林防火电视小品”摄制组，开始了电视小品的创作。
拍摄是在一没经验、二没设备的条件下开始的，第一站选在克一河林业局开机，原想借用他们的DSR--M3三管摄像机，但只拍了一天设备就发生了故障。当时的感觉是世界末日到了、人丢大了，本来向下借设备就够丢人的了，如果人家说“林管局电视台来的人把设备弄坏了”，我们将如何见江东父老？经过了一夜的反思和研究，最终决定把故障现象如实报告。好在克一河的同事李有利说设备原来就有毛病，不是你们的事，我们这才如临大赦一般。
当时小品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印象并不好，说到哪里去拍小品好像是去磕碜谁似的，特别是在领导者的心中更是如此。要说伙食还可以（面上说得过去，参照报社记者待遇），一说采访的配合，就说：“品什么品?要品回家品去！”用车更是困难，至今我还记得在老冯的带领下，我们一行人在早晨天还没有亮就冒着初春冰冷的小雨，手拎、肩抗全部装备由山庄步行去车站的情景。
年轻时的工作是艰苦的也是快乐的，不会分镜头我们在干中学，没有摇臂摄像机我们用铲车，没有字幕机我们把片头写在电视机的屏幕上（其间乌尔旗汉在设备上给予了大力支持），还敢“二虎吧唧”的在真坟边上放火（剧情需要）。在从图里河借来的DSR-M3A摄像机和派来的小李、小王的监护下，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大风天》、《我以为不会》等七集电视小品，在以后每年春季森林防火期播放，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是当时全国林业第一家以电视小品形式宣传森林防火的。
1988年到1990年，宋占斌、张长首、李秀婷等一批全日制大学生分配和调入我台，新闻业务人员也扩充到了十几个人。有了正规的大学毕业生和专业新闻业务人员，充实了以转业军人（我和张海鹏）、接班人员为主体的人员队伍，更主要的是我们有了自己的专职男、女播音员刘涛、白淑芬和刘丽颖，再有稿件不用东奔西跑的借播音员了。开始了我台新闻宣传人才济济的鼎盛时期，那时我任编辑部主任、后任总编室主任。当时任台长（林管局电视、电信处副处长，林区报告文学作家）的王建逢，也以他的才思开创了《山里人素描》、《春防动态》、《了望塔》等一系列优秀栏目。设备也更新为盼望已久的三管摄像机（日立Z-31）。业务、部门的划分逐渐清晰，学习、业务活动不断开展，各项工作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1990年，王建逢台长又亲自率领我和宋占斌开始了纪实系列节目《大写的山岭》的拍摄。
这次采访是我永远难忘的一次，在长达一个多月时间里，采用“陆、海、空”多种交通工具，走遍了林区北部林区，行程长达1500余公里。
采访的第一站是根河航站，在航站王忠保的帮助、陪同下，历时四个多小时沿国境线飞行到北部原始林区，第一次航拍了大量珍贵的素材，也为后来航拍积累了经验。临登机前我把记者证等杂物还有零花钱交给台长保存，他玩笑着说“把党费先交了?”说的我心头一紧，但是我还是登上了飞机。我想这就是记者的责任感吧！在职责和任务面前是无所畏惧的。
完成了航拍，我们驱车到达了莫尔道嗄林业局，在局招待所大胡子所长十分不待见的表情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