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凝望书架，看到余华的《活着》，都会心生敬意，不仅是因为书本身写得好，还因为那是书架里唯一没有读完的书。
      那年我六年级，《活着》是班主任要求读的，那几年《活着》很火，为了应付小升初，班主任甚至还预测语文作文与《活着》有关。当然了，我与《活着》的故事远不止这些。
      我第一次翻开《活着》是在医院里，此前它已经在家里“沉睡”很久，当我拿到书的那一刻，看着黑黑的封面，便再也不想看到它，毕竟那时候的我，对美的理解绝对不是黑色。
      两年前，我查出了患有多发性硬化症，遵医嘱住院。那是与霍金的渐冻人症同属一个谱系的高致残性疾病，它就像白蚁一样慢慢蚕食我的身体，直到死去。起初我还蛮乐观的，小孩子什么也不懂，医生叫打针就打针，最多是疼点，哭累了也就不疼了，我还常常用“天妒英才”这四个字来麻痹自己，我走上了一个极端，在得知自己有病而且还无药可医，只能受尽病痛折磨等死的时候，我变了，我开始仗着自己“有病”，“绝症”的标签“祈求”人们的同情和怜悯。我觉得世界应该围着我转，因为我是病人，我是弱势群体，你们都应该让着我。
      到现在为止我住了不下百次医院，每次一个月的住院疗程我都会带上几本书，不看也没心思看，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这次，我重新翻开了《活着》。
      “哟！孩子，看《活着》啊，能看懂吗?”旁边病床孩子的妈妈问我。她们刚来，上一个是婴儿，脑瘫，孩子五六岁的样子，走路姿势很奇怪，一瘸一瘸，说话也不利索。
      “嗯。”我没心地回了她。那是我刚开始看《活着》，为前面冗长的叙述情节而苦恼，我甚至怀疑就这水平还能在国际上获奖?还翻拍成电影?这是有多么可笑。
       阿姨很健谈，问了我很多，可我没怎么理她。为了表达我对她的抵触，每次她找我聊天的时候，我都会假装看书，也是为了回应她一开始对我的“怀疑”而做出的行为。“看得懂吗?”四个字深深挑战着我的逆反心理。就这样，慢慢我看进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医院这种每天面对生离死别的地方，《活着》似乎是他们的缩影，他们在面对亲人离去时候的痛苦，不就是福贵所经历的痛苦吗?
       阿姨的孩子走了，听说是肺部大出血。孩子比我小，是先天疾病，注定只能活到那么大。那天下午阿姨很平静，不像以前那样对我有说有笑，她只是默默地收拾自己的东西，还有她女儿的东西。她的女儿给我的印象很随和，很喜欢笑。没有人会相信她是一个将死的人，一个出生就被判了死刑的人。
       阿姨临走的时候对我说了一句话：“孩子，没有谁对不起你，命运是公平的，看看《活着》吧！里面会教给你很多。”
       我至今都忘不了阿姨拿着行李走出病房的背影。一个注定死亡的生命还有活下去的意义吗?阿姨来的时候是两个人，有说有笑，其实她们内心都知道，或许这次之后今生缘就绝了，但是她们依然选择活下去，哪怕只有一秒，因为人生而活着，活着，就是希望。
       我强忍着悲痛看《活着》，情节很沉重，在看到福贵和老马望着天空这一段时我合上了书，我不敢触碰结局。人生的最后只剩下一只老马陪伴着他，这样的人生就如同《活着》的封面，充满黑暗。
      “你好！请问病床消毒了吗?我能进来吗?”一个男孩站在门外探着头问。
        我似乎在男孩身上看到了以前的自己，自信得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只是他对人很谦卑有礼，哪怕自己是病人。
        我的治疗结束了。临走的时候我把《活着》送给了男孩。从那以后，我不再自暴自弃，不再怨天尤人，因为至少我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