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秋，阿龙山林业局首届高中生毕业了，我也是其中之一。林业局很快就安排我们这批“知识青年”就业了，因为我家在阿乌尼林场，我被就近分到了阿乌尼林场知青队，队长安排给我的第一份工作竟是放牛！我和同学王世君从此当上了“牛司令”，18头犍牛就是我们的“兵”。
      “放牛点儿”距林场约三公里路，那里风景秀美，绿草茵茵，树木茂密，还有一条清澈蜿蜒的小河。我们临河而居，两间还算完整的小土房，是我俩的“工作室“和寝室。
      我们每天白天上山放牛，晚上回到放牛点后还必须完成一项重要工作——用大片刀削豆饼。把削成条状的豆饼用大铁桶泡上，作为“精饲料”喂牛。牛儿们也特别钟爱豆饼，吃得十分香甜，总是你争我抢的。有时晚上饿了，我们也会在炉子上烤几块豆饼吃，吃进嘴里油汪汪的，满口生香。
      “放牛点儿”没有电，晚上我俩只好点上蜡烛，王世君手巧，没事琢磨着编个鸟笼子、做个简易凳子或做个鸟夹子什么的。而我比较笨，不会做这些，只能捧本书读上几段，然后听着潺潺的河水声，朦胧睡去。
      山坡面积很大，牛儿们漫山遍野地乱走，甚至会翻过山梁，晚上很难把它们圈回来。但王世君有办法，他把在路旁捡到的一个锈迹斑斑的汽车轮毂挂在房头做大钟，每次给牛喂豆饼前就敲钟。经过若干次“训练”后，居然在牛的大脑中建立起了钟声与吃豆饼间的联系。晚上该让牛归队的时候，他就敲钟，牛儿们听到钟声响起，不管走出多远，都会尥蹶子从四面八方往回跑。我们把泡开的豆饼一字形倒在一片干净的空地上，牛儿们就围着豆饼吃，吃完了，就在河边饮水，水足饭饱后就顺从地被我们赶进圈休息去了。
       一天，一头年岁较大的老牛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了。我们按队长的指示给牛剥了皮、解成块，牛肉被队长派人拿走处理了，剩下的那张牛皮归我们了，我们准备把它晾干后卖掉，弄点零花钱。
       牛皮就被晾在那片干净的空地上，皮毛朝下，上面白花花的皮板上还存有丝丝血迹。夕阳快落山时，牛儿们该回家了。王世君把豆饼倒在空地上，之后敲响了大钟。钟声在山谷中回响。几分钟后，牛儿们连跑带颠地从山坡上下来了，和往常一样，它们径直奔向了那块空地。让我们吃惊的是，它们并没有去吃豆饼，而是围在了那张牛皮旁。稍倾，牛儿们便一齐发出了低沉哀吼，那吼声悲怆动地，令人不忍听闻。难道它们因为同伴去世而痛心不已？真是万物皆有灵啊！
      我们不忍听到牛儿们无休止地悲鸣，就努力去躯赶它们，让它们去吃豆饼，可是无济于事。没办法，我俩只好拽起牛皮把它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可是牛皮拽到哪儿，那群牛就悲吼着跟到哪儿。无奈，我们只好把牛皮拽到房间里，牛儿们还是跟到了房门口。我俩拿起鞭子、绳子拼命轰撵，才好不容易关上了房门。牛儿们在门外停留了一会儿，才悻悻离开去吃豆饼了。这件事，让我俩的心情沉重了好一阵子。
      冬天到了，大雪给山野披上了一层银白，也标志着木材生产将要开始了。牛儿们也被分配给了林场的工人们。这些牛的本事是“摘山冒”，就是到拖拉机开不上去的高山陡角用传统的老工具“牛套子”拉木材。牛儿们走的那天，我俩都挺难过。我们和这些牛虽然才相处了不到四个月时间，可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看着这些被我俩饲养得膘肥体壮的牛儿们离开，还真有点恋恋不舍。
       后来，我和王世君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碰在一起闲聊时，还常常回忆起一块放牛时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