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两本书的封面。林卫光摄/光明图片

图为《顺风相送》中关于钓鱼屿（钓鱼岛）的记载。林卫光摄/光明图片

       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这是不争的事实。3月16日在英国牛津大学举行的《顺风相送·指南正法》新书发布会上，最早记载钓鱼岛的史籍《顺风相送》影印本首次与读者见面，为这一事实提供了有力佐证。英国牛津大学众多珍贵中国藏书中，《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是具有特殊地位的两本。这两本书均对钓鱼岛有所记载，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手抄孤本。尤其是《顺风相送》，是全球最早记录钓鱼岛的史籍，也是钓鱼岛作为中国领土不争事实的历史证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2年发布的《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中就称，“目前所见最早记载钓鱼岛、赤尾屿等地名的史籍，是成书于1403年（明永乐元年）的《顺风相送》。”

       长期以来，这两本书被珍藏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内，一般人难以一睹尊容。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旗下的中华书局经过一年努力，出版了这两本书的仿真影印本，把它们带到伦敦书展，让各国读者有机会近距离接触。

       《顺风相送》是一部航海指南，共127则，主要记录了关于气象方面的观察方法、州府山形水势、前往各地的航程等。其中“福建往琉球”一则记载了福建到琉球的海路，第一次出现了“钓鱼屿”（即钓鱼岛）、“赤坎屿”（即赤尾屿）的名称。书中有关原文如下：

       北风东湧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南风东湧放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頭，至彭家花瓶屿在内。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取赤坎屿，用艮针取枯美山。

       这段文字是目前证明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和利用这些岛屿的文献资料，是最有信服力的历史证据。《指南正法》约成书于明末清初，也记录了钓鱼岛的有关情况。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姜军在发布会上谈到了中华书局此次出版工作的来龙去脉。他介绍，2016年，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代表团访问牛津大学时，博德利图书馆向中国代表团展示了《顺风相送》《指南正法》两本书的原本，并建议出版它们的仿真影印本。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谭跃欣然应允，将出版任务交给中华书局。一年后，他们履行承诺，把这两本书带到伦敦书展。

       其实，这并非中华书局第一次出版这两本书。1935—1936年，中国历史学家向达被北平图书馆派往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做交换馆员，发现并抄录了《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这两本我国古代的海道针经。抄录本传回国内后，为研究地理学史、航海史、中外关系史以及亚洲各国关系史都提供了可贵的资料。1961年，向达校注的《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合刊为《两种海道针经》，由中华书局出版。

       不过，中华书局参加此次伦敦书展的代表王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1961年出版的版本为铅字排版印刷，而且做了注释，是人工加工的版本，难以体现两本手抄史籍的真容。另外，当年出版的书现在已经难以找到。他说，这次中华书局采用四色印刷方法影印出版，以原汁原味的形式将两本书呈现给读者，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传统文本的魅力。王军透露，伦敦书展一般是在4月举行，今年伦敦书展突然宣布提前举行，这让中华书局有些意外。不过，他们还是克服困难，圆满完成了这次意义重大的出版任务。博德利图书馆原中文部主任何大伟在发布会上盛赞中华书局的工作，称“中国人用几周时间完成了外国人需要几年才能完成的工作”。

       记者在现场看到，中华书局此次带来的版本，除保持原书原貌、印制精美外，还匠心独运地将两本书中有关钓鱼岛的文字摘录出来，印在函盒上，并将《顺风相送》中的“钓鱼屿”和《指南正法》中的“钓鱼台”用红线标注，使其重要性一目了然。

       姜军表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出版《顺风相送·指南正法》是中国出版集团作为出版国家队服务国家大局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是自觉履行国家使命的必然担当，是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以及“走出去”战略的一个新举措。同时，在古籍的保护、梳理、整理等多方面，也具有重大意义，是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的一个范例。

       在谈到这次出版的意义时，王军表示，这次出版能让世界各国的研究者和收藏者获得第一手的宝贵资料。王军说：“我感谢这两本书的作者，他们忠实地记录了历史，后面如果有人要改变，那就叫篡改。”他介绍，在《顺风相送》手抄孤本的空白页上，有两行拉丁文字，记录了牛津大学当年的执行校长在1637年把这本书赠送给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他说，这看似不起眼的两行文字，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证明《顺风相送》在1637年前就存在。

       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汉学家出席了16日的发布会。剑桥大学著名汉学家艾超世向本报记者介绍，这两本书在英国的汉学家中知名度非常高，他本人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知道它们。他说：“这是对中国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两本书。”（林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