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岩
        2016年3月18日9时45分，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一代名医、内蒙古林业总医院终身名誉院长陈兆端同志在上海溘然辞世。噩耗传来，熟悉她的同仁们无不为之感到悲痛。
        陈兆端，1929年12月6日出生在广州。其父亲早年在广州一家法国人开办的洋行里当经理，后与法国人合股在越南开办地毯厂，后又在香港开办洋行，并置有房产。陈兆端出生时，其家境已经很富裕。1937年抗战爆发时全家已迁居香港，为躲避战乱，陈兆端及姐妹跟随母亲一起曾到过澳门、桂林、越南等地逃难。陈兆端兄弟姊妹共计九人，她排行老三。父亲鼓励他们好好读书，并许诺：每个子女可变卖一处房产来供他们出国留学。陈家子女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大多留学国外并在国外供职（陈兆端的哥哥陈兆鉴在英国伦敦大学任教、妹妹陈兆华在澳大利亚阿特兰特大学任教、妹妹陈兆棠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任教，还有两个妹妹在英国当钢琴教师和中学教师，其他姐妹在加拿大、泰国和香港）。 
        陈兆端聪颖勤奋好学，1948年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被国内五所著名医学院校——燕京大学、湘雅医学院、南京中央医学院、广州闽南（教会）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同时录取,她选择了上海第一医学院。
        在上海第一医学院，陈兆端认识了许蔚如。许蔚如本来比她高两届，解放前许蔚如参加地下党领导的革命工作，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抓捕名单，无奈只好中断学业，到苏北等地避难，解放以后才得以回到学校继续读书，从此他们成为同班同学，是许蔚如介绍陈兆端加入了共青团，共同的理想使他们后来成为生活伴侣。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时，父亲的愿望是让她出国留学或去香港从业与父母团聚。面对新中国解放初期百废待兴的局面，她毅然违背父愿，在毕业分配时要求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
        1953年，正值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开发初期，一望无际的密林荒原，人烟稀少，气候恶劣，冬季最低气温零下40多度。陈兆端同爱人许蔚如被分配到伊图里河森工局卫生院工作，当时伊图里河森工局还刚刚开发，医院只是一座帐篷，他们到来之前还没有医师，只有两名医士，遇到职工家属生孩子要找兽医帮忙。林区生活条件艰苦，吃的是高粱米、玉米碴子、窝窝头。陈兆端和爱人是南方人，刚开始饮食上很不方便，不消化，经常闹肚子。当时经常有从山上林场送来的重病人需要急诊，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要随叫随到。也经常组成医疗队到林场、工队给工人们看病，要骑马去，因不会骑马经常从马背上摔下来，但他们不叫苦。当时分配到林区的医学院校的大学毕业生都分散在各个林业局，工作了一段时间他们觉得这样不利于从根本上改变林区的医疗卫生状况，不能形成合力，不能解决一些疑难重症，就向领导建议应将他们集中起来，更能发挥作用。1955年许蔚如被调到牙克石森管局卫生处，陈兆端也随着被调到牙克石森管局第二中心医院（后扩建成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中心医院）。那时候医疗设备奇缺，检查手段极其落后，而且没有上级医生，遇到疑难问题只好靠翻书本，大家共同研究，自己摸索着去解决，逐步积累经验，抢救了不少疑难病人。医院里订阅的外文医学杂志，她是每本必读。医院没有病理室，她就自己摸索着进行病理研究，开展病理业务，亲手创立了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第一个病理室。陈兆端一直从事内科，还要承担做病理，那时候大内科（包括传染科、急诊科）病人非常多，只有一个值班医生，有事全院跑。晚上吃完饭，她总要去病房看看重病人。有一次，一个护士将胰岛素当青霉素注射给了患者，刚好她吃完晚饭到病房发现了，立即让护士又给患者点滴了葡萄糖，才避免了严重的后果，这件事使她感觉到晚间去病房看看是很有必要的，所以从此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都要到病房去看重症患者，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不然心里不踏实、不放心，这个习惯一直伴随到她退休。上世纪60年代，陈兆端已经成为林区内外公认的内科专家、技术权威，经她诊断后的患者再转往外地，她的诊断结论得到哈尔滨、北京、上海知名医院的专家们一致认可。
        由于家庭出身，陈兆端在历次“极左”政治运动中遭到厄运。一次次的审查、改造，使她身心疲惫，但投身边疆医疗事业的初衷始终不变，反而愈加坚定。“文革”中她被打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剃过“阴阳头”，戴过高帽、游过街。每次遭到批斗后，她就立即回到病房，查房、会诊依旧一丝不苟。每一位患者病情的细微变化她都不会放过，包括情绪上的波动也休想逃过她的眼睛，连患者床头柜上的物品她都细心观察，有没有按时服药、饮食情况如何，都要耐心询问。与她私交甚好的同事看到她在这种境况下心里还是只想着病人，对她既同情又生气：“咋不把你的腿打断了？看你还怎样顾别人！”她只是一笑了之，过后依然如此。赤诚和爱心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既使是在被“改造”当中，仍有许多患者专门找她看病，仍有许多年轻医生在遇到疑难问题时向她请教。正是这种信任使她感到欣慰，支撑她走过那段岁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使陈兆端再次焕发了青春，年近50的她实现了自己的宿愿，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相继担任了内科主任、副院长。职务的变化为她全面施展医术提供了更加宽阔的空间。自从当医生起，她就几乎没有了节假日的概念，当了副院长更如此，陈兆端查房雷打不动是出了名的，以至于医院领导班子开会尽量避开她的查房时间，每天晚上、每个星期日她必须去病房，风雨无阻。每逢过年过节尤其是大年三十晚上，她必须亲自到病房值班，人们从认识她的时候起就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更难能可贵的是，她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把自己的所学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用言传身教带出了一大批医生。如今，这些人已经成为内蒙古林业总医院这所祖国最北疆的三级甲等医院的骨干力量。
        患者在陈兆端的心目中永远是第一位的，她把为病人解除病痛当作自己无法推卸的责任和使命。在陈兆端眼里，病人就是病人，没有贵贱之分。对患者病情的来龙去脉她都了如指掌，而问起他们的社会关系她却几乎一无所知。几十年里，她治病救人无数，救济的贫困病人也是无数。林区职工收入低，因病致贫的现象较为严重，很多病人吃饱饭都很困难，更谈不上饮食营养。陈兆端经常从家里给病人带饭，患者生活有困难，她都解囊相助，每次都是十元、二十元。她的同事讲，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根本无以数计，而她当年的工资收入也不满百元。她献给病人的，不仅是精湛的医术，还有仁慈的大爱。救济别人从不计较，而自己生活却很俭朴，她和爱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家里却和林区普通职工没有什么区别，1989年退休时，除了有几件普通家具和很普及的家用电器外，几乎别无他物。
        1985年，陈兆端的母亲从香港来看望女儿，老人说她的九个子女中陈兆端是从小最要强的，现在是生活条件最差的，但工作和事业却是最棒的！老人说，她从林区各级领导和林区人民对她的热情中，感受到了大家对女儿陈兆端工作的认可和褒奖。内蒙古大兴安岭电视台将她老人家到林区和呼伦贝尔草原参观走访的录像和林区的风光编辑到一盘录像带里送给她，她带回香港后，每逢有人到家里作客，她都要给人播放，告诉人们，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民风淳朴，山美水美人更美，并以有一个女儿在那里工作而引以为自豪。2000年老人家去世时，家人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那盘录像带，经过无数次播放的磨损，有些画面已经不像当年那样清晰了。
        陈兆端退休后定居上海，2000年她母亲去世时留给她一笔遗产，2006年在处理她母亲在香港的房产时又分到一笔遗产，她分两次共捐献75万元港币给内蒙古林业总医院，用于改善林区人民的医疗卫生条件，而自己仍旧居住着五六十平米的普通民房，使用的仍旧是从林区带去的六十年代的家具。她在自己的从医生涯中，把仁慈之爱播洒给无数患者，退休之后仍然倾其财力为解除林区人民的病痛疾苦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陈兆端同志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工作近40年，深受林区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多次受到党和政府的表彰，先后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党委和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于1992年授予她“大兴安岭人金质奖章”，并于2003年12月授予她“大兴安岭林区著名医学专家”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终身名誉院长”的称号。
        一代先贤大医，驾鹤而去，留给我们无尽的怀念。她的功德将载入林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史册，她的感人事迹将永远为林区人民所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