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我的大脑一直被“一部戏、一条江、一个人”占据着多半个空间，以至于在睡梦中，时常浮现搏击厮杀的惨烈画面，有时会在悲痛呼喊中惊醒，睁开双眼顿觉睡意消然，心情久久难以平复，接着便陷入了良久的沉思……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目有所睹，日有所思，梦有所见的缘故吧！是的，这段时间我几乎把所有晚饭后闲暇时间，都放在了观看电视连续剧上了。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进入10月份以来，为了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悲壮历史，央视在一套、六套、八套的黄金时段，连续推出了多部反映红军长征的电视剧作。这段时间稍有闲暇，我就准时坐在电视前，定时收看有关长征内容的电视剧。所以，我的喜怒哀乐也自然就和“一条江、一部戏和一个人”联系在了一起，这条江就是“湘江”，这部戏就是《绝命后卫师》，而这个人就是“陈树湘”。

我到过地处长江之滨的武汉，曾有幸乘游轮游览过宜昌至重庆江段，亲身感受到了长江的波澜壮阔和沿江两岸的险峻秀丽。湘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但遗憾的是我没到过湘江，所以无法感受在波涛汹涌的湘江之畔，红军当年抢渡湘江的惨烈和悲壮，能亲眼看一看红军飞渡湘江的场景，踏着先辈的足迹重走一回长征路，已经成了我心中多年的愿望。但虽未亲为，通过查阅资料得知，湘江是湖南省最大的河流，是湖南人民心中的母亲河。说她是母亲河，不仅仅是因为湖南出了个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一大批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更重要的是湘江本身，作为母亲河的负重和担当，是她用慈母般柔弱的身躯，承载了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彪炳史册的千秋伟业，见证了80多年前红军将士喋血湘江的悲壮和他们用信仰铸造的铁血军魂。

《绝命后卫师》这部史诗般的大戏，从开播的第一天起，我就被它里面人物的形象刻画、外景的真实再现和剧情的巧妙构思深深地吸引住了。吸引住的原因除了这些，还有一点，就是在标题选择上的独到，独到的特别之处，就体现在一个“绝”字上。在观看的过程中，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得知这部电视剧起初叫　《英雄后卫师》，但在征求多方意见，特别是通过征求一些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后，感觉到红三十四师的使命有别于红军其他部队，而且这种有别体现的是一种唯一性和特殊性。说他特殊，是因为红三十四师执行的是为中央和主力红军殿后的任务，是一支后卫中的后卫，对红三十四师的每一名指战员来讲，意味着他们走的是一条绝命路、不归路。剧组的全体编导、演员，缅怀着对历史的尊重和对这支部队的敬仰，对红三十四军师全体将士的深情，一致同意把片名改成了《绝命后卫师》。

红三十四师是红军整编而成的一支红军部队，全师几乎清一色为闽西子弟，是一支名符其实的“客家军团”。1928年4月，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后，迅速在赣闽地区建立了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不到3年时间，根据地的范围得到了空前扩大。全盛时期的苏维埃，主要由赣南、闽西的60个行政县，约30万人口构成。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先后参加红军的人数达33万余人，而闽西子弟先后参加红军的人数约10万人。红三十四师不仅是建制在同族同根，客家族群基础之上的一支特殊部队，而且父子兵、夫妻兵、兄弟兵又构成了这支部队的另一大特色，他们打起仗来异常勇猛，而且极为“抱团”，正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所以，“客家军团”因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当时的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誉为中央苏区的“钢铁之师”。

红三十四师的绝命后卫任务是一项从容果敢、向死而生的悲壮任务，而这种悲壮是一种灵魂的集体升华。无论是指挥员还是小人物，当他们从农民成长为无畏的战士，当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一个个卑微的生命就变的不同凡响，生与死的过程由此也变的大气磅?、波澜壮阔。在血溅尸飞的枪林弹雨中，红三十四师绝命断后，在无险可据的江岸开阔地带，同数十倍与己的敌军鏖战了4天4夜，以血肉之躯筑成了“人墙”，确保了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顺利过江，为中国革命和红军留下了希望的“火种”，而6000名闽西子弟几乎无一生还，永远地长眠在了湘江以东。

这部电视剧除了故事情节扣人心弦，搏杀场面悲壮惨烈，令人荡气回肠外，对剧情人物的刻画也让人印象深刻，从指挥员与普通土兵的亲情互动、心心相印，折射出了红军官兵间水乳交融的满满亲情和坚如磐石的群体形象。

以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团长苏达清、韩伟、蔡中为核心的指挥员团队，在面对去与留、生与死、胜与败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是果敢、坚定、仁爱、壮怀和对革命成功的崇高信念，特别是师长陈树湘受伤被俘后，用手绞断肠子英勇就义，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庄严承诺。这位年仅29岁的红军指挥员的无畏壮举，令人景仰震撼，让人挥泪动容。承担围追堵截红三十四师的国民党原27军军长李云杰，听说陈树湘是绞断肠子自杀身亡后，瞪着双眼惊恐的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倒退了几步仰天长叹，声嘶力竭地高声喊到：为什么国军百万大军竟拿不下共产党区区十万之众呀！

陈树湘原名陈树春，是位地地道道的湖南人，1905年生于长沙县福临镇的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福临”地名取自清朝入关的首位皇帝清顺帝的乳名，意为福报降临人间之意。但在这个所谓的“福临”之地，并没有给陈树湘带来多少童年的幸福和快乐。相反年仅7岁，他就给地主当上了童工。1914年因家乡遭遇大旱，9岁的陈树湘随父流落到了长沙市小吴门外陈家垅，以种菜为业。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年仅14岁的陈树湘开始接受新思想，并参加了新民学会发动的长沙反日爱国运动。1921年，毛泽东、杨开慧定居长沙清水塘，陈树湘因为经常去清水塘挑水送菜，因而结识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一批湖南早期革命活动家，从他们身上接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1925年7月入党后，投身了革命。1926年7月，陈树湘同长沙近郊一批农协骨干随北伐军参加了攻打长沙的战斗，组建了一支农民自卫武装。1927年9月9日，也就是中秋节的这一天，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组织发动了秋收起义，陈树湘随部队在江西修水加入起义行列，并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无独有偶，红三十四师政委程翠林也是湖南人，年小于陈树湘两岁，他于1927年入党并和陈树湘一同参加了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做为三十四师的政治委员，程翠林在这部电剧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意识、全局意识和大局意识令人钦佩，特别是他与陈树湘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用生命凝结成的兄弟般的情意感天动地，这两位年轻搭档，在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路上，并肩而行、视死如归，堪称军政主官完美配合的经典范例。

在电视剧《长征》中，有这样一组镜头，冒着枪林弹雨，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浑身沾满血水和泥水的毛泽东，身体极度虚弱躺在担架上，一面询问着湘江突围战后的红军军情，一面频频找王稼祥、张闻天等人谈话，关注着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当他得知红三十四师全军覆没，陈树湘断肠牺牲后，一天没吃没喝，三天没睡觉，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陈树湘和程翠林的名字，并高声喊着，“我的三十四师、我的三十四师啊”……看得让人心酸，听得让人落泪！

红三十四师唯一活下来的团级干部就是同样参加了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登上井冈山的“三湾子弟”中的一员，开国中将韩伟。身为红三十四师100团的团长，韩伟跟随陈树湘在完成护卫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之后，本想迅速撤退过江，但是他们却发现，过江的道路已经全部被国民党封锁了，为掩护战友突围，韩伟率领着100团残存的30名战士，做了最后的坚守。面对漫山遍野的敌人，他们边打边退，最后被逼到了一处悬崖边上，眼见无路可走，为了避免落入敌手，韩伟同其他三名战士一道，手挽着手，齐声呐喊着，从宝界岭的绝壁悬崖上跳了下去……

英雄悲壮之举，让大地震颤，令苍天动容。韩伟跳崖后并没有牺牲，身体挂在了一棵生长在绝壁半空中的老树上，后被当地挖草药的老乡救起，竟然奇迹般生还，1955年韩伟被授予了中将军衔，他是红三十四师唯一幸存的开国将军。

湘江之战使中央红军由8.6万余人锐减到了3万余人，一场战役，中央红军死伤人数接近了三分之二。根据活下来的老红军回忆说，站在湘江两岸一眼望去，碧绿的湘江被红军将士的鲜血染成了腥红色，宽阔的江面到处漂浮着顺流而下的红军尸体，河道窄处竟然堵住了水流。沿湘江两岸的百姓，为纪念死难的红军，发出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悲痛呼喊……

斗转星移。82年前发生在湘江的那场撼天地、泣鬼神的夺江之战虽已成为了历史，但血战湘江的精神将永垂千古，并永远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人不屈的红色基因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林区至开发建设到今天，已经走过了64年的光辉历程，几代大兴安岭人，风餐露宿、爬冰卧雪，在人迹罕至的高寒禁区，发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大兴安岭人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为新中国的建设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胜利走完了林区第一次的创业“长征之路”。在林区挂锯封山全面停伐后，面对生态保护、经济转型和民生改善的艰巨任务，国有林区的改革进入到了“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攻坚期，林区开启了“第二次长征”的万里新征程。

在实现林区二次“长征”的征程中，我们靠的不是双肩，也不是双脚，而是胸怀、格局、远见和信念、奉献、担当。伟大的长征精神是助推国有林区改革，实现林区二次腾飞的“一副推进器、一个加力档、一条警策鞭”，只要我们抓住时机、勤思善谋，不忘初心、勇往直前，就能够排除各种艰难险阻，走好“二次长征”路，向党和国家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米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