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从沧海观大潮，乐居林城做小民”。这是2011年秋天我离岗退休时写下的心里话。作为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的第二代务林人，生活工作在这里一辈子，自觉与这里息息相关，难以割舍。时间过得真快，一晃过去整整十年了。这十年，除了外出旅游和到异地短期居住，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牙克石度过的。前几天林区史志办同志向我约稿，要我从一个退休干部的角度，谈一下对林区十年来发展变化的感受。我高兴地答应下来，只想通过耳闻目睹的事实，来谈一下个人的感受。

　　                                                                                       一

　　今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了内蒙古代表团的审议，听取了几位代表的发言。在发言者中，就有来自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满归森工公司的人大代表周义哲。周义哲说，全面停伐后，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森林得到了休养生息，生态环境明显好转。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表明，1998年———2018年的20年间，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的森林面积净增了99.4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了9.25%。习总书记在听了几位代表的发言后指出：“要保护好内蒙古的生态环境，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看了这条新闻，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全面停止对天然林的商业性采伐，是国家的大政策。经过几年来的实践，到今天，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地向党和人民汇报，我们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我们林业人终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几代林业人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
　　我生于1952年，十六岁就参加了工作（当知青），曾经在森警军马场放牧，当过筑路队工人、代课教师、生产技术员、报社编辑、办公室秘书、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在林区整整工作了44年。我的父亲崔宝琦从东北和内蒙古东部解放时就从事林业工作，1956年就是高级工程师，后来任林管局副局长和总工程师，直到65周岁才退休，2013年8月父亲去世，享年91岁。可以说，我们父子两辈人，经历和见证了林区的历史。
　　到明年，就是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正式开发建设70周年了（1952年大兴安岭林管局在牙克石正式成立，其实林区局部的开发要更早一些）。七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林区走过了一条艰苦奋斗的发展道路。创业时期的艰难困苦，林区人的无私奉献，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传统。在十万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林海雪原上，来自祖国各地的儿女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团结奋斗。很快就建成了新中国产业众多、门类齐全、系统配套的现代林业企业，为建国初期的国家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林区实行产业调整，经济转型，加大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力度，克服森林资源危机和企业经济危困，锐意进取，真抓实干，迎来了国家天然林保护的历史性机遇。2015年4月1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了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森林终于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这个历史性的转折，让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是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定了中国经济的跨越性发展。有了经济实力，国家才有可能拿出巨额资金来反哺林业，兴安林海才能长盛不衰，林区人民才会幸福安康。
　　过去，社会上有一种偏见，认为林区人就是“大木头挂帅”，对森林只知道采伐、索取，不知道保护和培育。其实，事实真的不是这样。建国前兴安林海曾经遭受过沙俄、日本的掠夺破坏，留下了满目疮痍。建国后，国家就确定了“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和合理利用”的林业方针；1958年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明确指示，林区人要“一手栽树，一手砍树，左手砍树，右手栽树”；1964年确定了“以营林为基础，采育结合，造管并举，综合利用，多种经营”的方针；进而在1979年把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写进　《森林法》。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一次林区工作汇报会上，听到当时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同志说：“我最关心的是大兴安岭是绿了还是黄了，知道现在是变得越来越绿了，我就放心了。”这是上级的关怀和重视，林区的领导和职工群众更是爱岗敬业，视森林为国家的瑰宝、自己的家园，用实际行动精心保护和培育着绿色宝库。
　　我曾经在满归林业局当过生产技术员，对这一点有深切的体验。那时满归是主伐林业局，产量在林区名列前茅。在伐区设计、采伐方式的确定、生产管理、质量监督等方面，都是相当严格的。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伐区的作业规程：“四净二保（采净、集净、装净、清净；保护母幼树）”，珍贵树种绝不可以采伐。
　　那时林区的营林造林的任务很重，每年都要进行大规模的人工造林和中幼林抚育。阿尔山林业局率先达到造林百万亩，现在许多林业局五、六十年代营造的大面积人工林都已进入了成熟期，成为宝贵的森林后备资源。1982年春天，我在《林海日报》当记者时，去过乌尔旗汉林业局的五九经营所采访飞机灭虫。近年来，森林防灭火工作不断加强，现在，森林保护的手段更加先进，卫星遥感、无人机先进设备投入应用，林业再也不是过去那个落后的形象了。
　　记得我刚到满归林业局工作时，父亲送我一本厚厚的从俄文翻译过来的　《林学概论》。因“文革”失学的我，就是靠啃这本书，进入到了林业理论的殿堂，后来，我又从别人手里借来了东北林学院的一些教材自学，恶补了一些林业知识。我曾在生产科担任山场技术员，每年春天都要进行伐区踏查，常常深入到原始林班，仔细观察灌木、乔木，测定蓄积量，确定出材量，划定集采道、装车场和简易运材道。读书和实践使我从科学的角度认识到森林群落的系统性和复杂性，还有它神奇强大的生态功能。
　　那时候我们的国家还很穷，经济建设的需求，不得不每年采伐生产大量木材，造成森林资源的过度消耗，带来了森林资源危机和企业经济危困。今天，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我们不再采伐天然林，“生态优先，高质量发展”成为社会共识，现代林业、美丽林区的新画卷正在展现。

                                                                                              二

　　七十年来，四面八方，五湖四海，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有多少人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这片绿色林海。我忘不了他们———那些朴实善良，豪爽能干的林区老百姓，那些长眠在兴安大地，为保护森林，扑火壮烈牺牲的烈士，还有那些献身林业的知识分子。
　　在林区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来到这里，他们在献身林区建设的同时，也把先进的知识和文化带到了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当时的满归林中（也包括各林业局的学校），就有北师大、南开大学、华东师大等院校毕业的的多位老师，由于他们的加入，提高了教学质量，许多孩子考上了大学，走出了山沟。
　　我本人更是一个受益者。我是1968届的初中毕业生，因为“文革”就上到了初中一年级。所幸的是，那时林区有很多名牌大学毕业的同志，分布在各个单位。那时我是单身，和他们住宿舍、吃食堂，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他们那里，我读到了很多难以看到的书籍，他们给我讲大学的事情、大师们的风采和学问，让我心向往之。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坚持刻苦自学，让我在那个文化荒芜的年代不至于沉沦。直到现在，我还在心里深深地感激他们。
　　那些杰出的人是我心中的偶像。如林业中心医院的陈兆端大夫，她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毕业于上海医学院，五十年代初就来到林区，她医术精湛，品德高尚，对患者如同亲人，把一生都献给了林区。她自己十分简朴，退休前后，却把近百万元的积蓄捐给医院，用于培养年轻医生。“文革”期间，我亲眼看到，她刚刚被批斗完，背后还戴着写着她罪名的白布，就匆匆走在去住院部查房的路上，那沉静的面容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像陈兆端这样的好医生不是一个，还有刘荃、冯广益、吴兰成、华崇惠……包括那些基层不知名的同志，林区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恩惠。
　　还有那些德高望重的领导者，杰尔格勒、庆格勒图等，我只是从文字和父辈的口述中知道他们的事迹。后来我也接触和熟悉了许多领导同志，受到了他们的教育和影响。譬如，老局长蔡延松同志，他是广东人，1954年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夫妇两个都是工程师，一个在林业建筑工程局，一个在林业设计院。他们在基层工作几十年，架桥筑路，建厂建房，贡献了青春年华。八十年代初，蔡延松任林管局局长，我在办公室当秘书，亲身感受到他的政策理论水平，他的学习钻研精神，特别是他那虚怀若谷的民主作风和对林区职工群众的深厚感情。那时的领导，很少应酬，白天忙完了工作，晚上就是看文件和学习。蔡局长只要不出差，他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的。后来，他到国家林业部任副部长，还一直惦记着林区，退休后，还不断打听林区的情况，关心着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
　　2021年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于海俊，是新时代的楷模。我跟他虽然不是很熟悉，但是因为在组织部工作的关系，对他还是有所了解的。他埋头苦干、爱岗敬业，有一种忘我的献身精神。在林业规划院工作多年，走遍林区山山水水，内业外业亲自干，对资源状况了如指掌；　在根河林业局当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工作身先士卒。他看似普普通通，默默无闻，可在保护森林扑火战斗的关键时刻，他的生命却绽放出了夺目的光彩。从他在扑火战斗中牺牲的情节，就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多么有责任心的人：作为指挥员，他本可以安排别人去检查火场，也可以等到第二天早晨再去，可是他不放心，在漆黑的夜晚亲自踏查火场，就为了那百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复燃可能，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也有过扑火的经历，扪心自问，他做到的，我能做到吗？在英雄烈士面前，我只有肃然起敬。

                                                                                             三

　　挂念最为家乡事，袖手难为壁上观。退休离岗十多年来，我惦记着那些曾经在一起奋斗的同志们，你们在哪里？你们都好吗？这几年，我参加了四次部门组织的老同志基层走访，也很注意通过各个渠道获得信息，目睹了林区的发展变化。让我欣慰的是，这些年来林区职工群众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活水平有了全面提高，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首先，是在职职工的工资收入逐年增长，钱包鼓起来了；过去由于“两危”的影响，曾经出现过职工几个月领不到工资的情况，现在有了保障，而且年年增加，逐步缩小了和其它行业和地区的收入差距。其次，是社会保险实现全覆盖。现在，知青、大集体职工都有了养老金，最困难的也有低保待遇兜底。第三，是职工住房和居住环境的改变。这些年来结合生态移民进行的棚户区改造、新林区建设，彻底改变了林区面貌。几十年来住在“板夹泥”、简易房的务林人搬到了有暖气、有上下水，宽敞明亮的楼房。配套设施也很齐全，道路平整，房舍俨然，还有文体活动的场所，人们真正过上了有质量的生活。
　　很多林区职工从高寒、偏僻，生活不便的林区，搬到了内地沿海城市、搬到了牙克石、扎兰屯、海拉尔等异地建设的棚改房。在牙克石，我经常去新区骑行，碰到许多从林业局搬来的老同志，他们住在崭新的小区里，过着做梦也想不到的幸福生活。看到这些曾为大兴安岭林区做过贡献的功臣分享发展的成果，我从心眼儿里替他们高兴。
　　走在林区的城镇街道上，看到行人少多了，晚上，许多楼房的窗户都少有灯光，感觉有些寂寥和冷清。我曾经工作过的满归林业局，过去职工5000多人，现在只有1700人。过去那热火朝天、轰轰烈烈的场面已很难再现，这些，让我不免有些惆怅。但转而又想，这是一种良性的转变，是合理的流动，林区的人能够到更适宜居住的地方生活，孩子们能受到更好的教育，这不是在向着幸福前进吗？
　　另一方面，由于减少了人口的压力，森林得到休养生息，恢复生长得更快。行车在林区的路上可以看到，公路两旁、过去的伐区，幼树已经郁闭成林，天然更新的速度超过了我的预想。狍子、驼鹿甚至黑熊都时常可见，鸟兽数量明显增加，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得如此之快，真让人高兴。
　　满目青山夕照明。大兴安岭的绿水青山正在变成金山银山，焕发出无限生机。新的发展规划已经制定，新的征程已经开始，我站在高山之巅，凝望着峰峦如聚的林海，倾听着阵阵松涛的喧响，想的是大兴安岭林区的沧桑往事，眼前浮现的是那一个个熟悉的面容。绿水青山依旧在，万木青翠护神州。尽管个人是这么渺小，但能够把我们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入到这广袤无垠的森林，这是多么值得快慰的事情！
       □崔志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