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生于1928年，是一名解放前的退伍军人，我曾经看过他的残疾军人证，是在1948年锦州战役中因伤残而转业的，而这次战役是“三大战役”辽沈战役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父亲当时也就20岁，据说16岁的时候为了躲避国民党抓壮丁加入的红军，跟着革命队伍辗转，直至因伤转业。他没有文化，不认识字，最爱看连环画本，转业到地方后，分配到林业系统当了一名普通工人，抬木头、做更夫。父亲脾气暴躁，我们姐弟几个没少挨揍，小时候很是惧怕他。后来，父亲于1991年去世，留下了3个尚未成年的孩子，那时候我只有13岁，我们父子二人几乎没有交流，只尚存一些模糊的记忆。
　　其实，父亲的内心有着深深的红色情结，他喝完酒后，总会说起过去的事，让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参加过红军，经历过解放战争这件事。他总说自己是“老革命”，对于这个词我那时候不太理解，这段经历成为父亲引以为豪的精神支柱，尽管他还不是党员，但对党的感情至深至纯，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印记，是一个革命军人对党的忠诚。转业以后，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有人建议他向组织提一些要求，但他从未那么做，父亲不想给党添麻烦，他作为一个解放战争的参与者，把革命经历作为一生的荣耀、一生命运的支点，对党的感情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至今，我身边还生活着许多像父亲一样的老同志、老前辈、老军人，他们的一生很艰难，但对党的感情和那份纯真的信仰没有变，他们认为，没有党便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他们的红色记忆世代传承，不可磨灭。
　　在我的记忆中，还要说到一个人，就是我中学时期的老师李明君先生。1990—1991年，母亲和父亲先后过世，而我尚未成年，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儿，依靠企业的抚恤金和姐姐在一起艰难度日，勉强熬到初中毕业便到山场去干活，身体的劳累、内心的无助使我几乎看不到生活的光亮，我心里不甘，想着去复读，但读书就要给家里增加负担，给同样尚未成年而早早参加工作的姐姐带来生活上的压力，所以我倍感煎熬。
　　经过反复考虑，姐姐最终同意我去复读，当时找到了时任林业第一中学教导主任兼化学教师的李明君老师，他看了我初中的学业成绩，了解到我的家庭情况后，毅然决定减免我的部分学费，并给了我很多鼓励。复读期间，李老师多次给予我关心和帮助，让我感到亲人般的温暖，后来我考入中专院校，都离不开李老师对我的帮助和鼓励。
　　在我中专就读时期，政治老师李木兰也让我难以忘怀。我学的是食品加工专业，政治课是必修课之一。李老师因为是女教师，加之充满知性之美，让我感到温和慈祥、平易近人，有一种亲近感。中专的政治课，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我很感兴趣。发现我感兴趣后，李老师便有意识引导我去读一些哲学类、思想类专著，并时不时同我展开思想交流，指导我怎么去读、怎样去思考。三年的中专生涯中，我与李老师亦师亦友，至今仍保持联系。李老师对我思想意识的启蒙和教育，奠定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为我以后从事党政机关文案写作和政务运行工作打下基础。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并通过思想启迪去影响我，李先生做到了，且至今对我影响至深。
　　如今回想起来，还有前辈时长林先生。他时任阿龙山林业局工会主席，我一直叫时叔，因为他与我的父亲曾经在一个单位共事过，我的名字都是他起的。中专毕业以后，按常理统招生包分配，要分配到阿龙山林业局工作，但因为种种因素，报到证交到林业局后，未有分配消息，那两年时间我一直以打工为生。中专学习期间，时叔就给予我许多资助和人生引导，每年都保持几次通话。2001年，在一次通话中，时叔感觉到我对未来没有什么规划，让我尝试考取林业局办公室秘书，因为他始终认为我有从事文案工作的潜力。那时候，尽管日子艰难，但我还是奔赴回乡，回到林业局工作。没有想到，这一干就是二十年，并在组织的培养下，成为中共党员、业务骨干、科室领导，现在回想起来就跟做梦一样，时长林先生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给我提供了机遇，对我职业生涯规划的引导和帮助无法用语言来表述。
　　在迷惘无助将要放弃的时候，我的命运里出现了这些人，支持鼓励我前行，使我看到人生的那一缕微光，使我重新燃起奋斗的勇气，继续前行。他们都是党员，都有很高的思想意识。他们作为我思想的引路人，用党性和人文关怀为我点燃了一盏明灯，指引我前行的路。
       □吴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