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数九，呼伦贝尔就迎来了极寒天气，我的居住地气温降至零下43摄氏度———窗框上的冰，大烟筒里徐徐吐出的浓烟，裹紧大衣行色匆匆的路人，夹着尾巴仓皇躲进角落里的狗，都在向我透漏一个信息———外面很冷。冷，囊括了呼伦贝尔整个冬天，但最让我刻骨铭心的冷，当属住在小村的那些冬日。
      七十年代中期，我们一家从南方搬迁到大兴安岭林区落户。初秋，林场在小村北山脚下新盖的板夹泥房竣工了，我们刚搬进去不久，就迎来了第一个“正版”的冬天。
      母亲是南方人，不会做棉活，为了让一家人能够安全过冬，她在邻居马大娘的指点下，飞针走线地忙碌。入冬时，一家人终于穿上了厚厚的棉衣棉裤。刚刚入学那年，有一天早上我看错了表，比往常到校早，校园里空寂无人，教室走廊门上挂着大锁，我站在门口，寒风瞬间穿透我的棉衣棉裤，寒流顺着三角巾的缝隙钻进我的脖子，棉手套里的手凉凉的，很快失去了知觉，蜷缩的脚趾钻心的疼，望着裹在晨雾中的校园，我绝望地哭了起来。这时不知从哪儿跑来一个高年级的学生，他把我拉到教师办公室。见到痛哭不止的我，班主任张老师立即向我走来，她柔声安慰我，帮我解开头巾，摘下手套，把一杯热水塞到我手里，让我背靠着火墙，双手暖着我冰凉的耳朵和脸，我的身体热了起来，四肢也不凉了，我停止了哭泣。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画面，这是那个冬天最温暖的场景。
       我家住在那幢板夹泥房的最东头，一入冬，我和姐姐住的靠房山的小屋窗子就被厚厚的冰包裹着，锈迹斑驳的墙上挂着一层霜，炕洞一点火就会浓烟四起，且炕面不怎么热，为此，我和姐姐一到冬天，就搬到大屋跟父母、弟弟们一起住火炕。尽管入冬前母亲就用报纸糊了窗缝，父亲在掉土的墙上抹上一层泥沙，棚顶糊了报纸，可一到冬天，寒气还是从四面八方涌进来。入睡前，父亲往炉膛里加满了大块半干半湿的柈子，外屋门内挂上一层厚布帘，门槛的缝隙用破旧的衣物挡得严严实实，躺在温热的炕上，听着外屋炉火噼噼啪啪的燃烧声，听着家人渐次响起的鼾声，我也很快进入梦乡。
       清晨，我们被外屋鸡笼里的鸡鸣唤醒，胳膊刚刚从被窝里抽出来，就感到袭人的寒意，母亲拉开窗帘，立即看到从细小的木格窗框缝隙里钻进一缕缕白色的寒气，小小的方块玻璃上印满了白色的窗花。尽管炉膛里的火很旺，可屋里的热气早在寒冷的长夜就散尽了，火墙热得也很慢，棉衣棉裤凉凉的，不敢马上把胳膊和腿伸进去，我们就把它们压在褥子底下焐热了再穿。晨起第一件事就是洗漱，掀开木制缸盖舀水，水缸里结了一层薄冰，就连脸盆里也有了冰碴，热水倒进去，很快就凉了，胡乱地洗把脸，算是完成了一天中的头桩任务。母亲忙碌着早饭，灶台上袅袅升腾的热气不断地与冷气交流着，它让整个屋子里都是雾蒙蒙的，早餐刚刚进行到一半，碗里的粥就已经凉了。这样寒冷的早晨一直持续到我小学毕业。
       八十年代初，山村的生活虽然有所改善，但我们依旧吃的简单穿的寒酸，可这并不能阻挡我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林场文化宫尚在建设中，依旧是林业局放映队定时来放露天电影，环境艰苦，但有电影看，就已经很知足了。初春和深秋外面虽然也很冷，可我们挤进人群中还能抵御风寒，但冬天的夜晚站在雪地上看电影着实让人受不了，怕把我们冻坏了，冬天母亲是不让我们去看电影的，可抑制不住心头的热望，我们还是偷着去。
       记得那年冬天放的最后一场露天电影是《小花》，那时候距离春节只有十几天，我趁母亲去邻居家问针线活的事，就和小伙伴兰馨偷偷地溜出去了。我们站在雪地上扬起头兴致勃勃地看电影。不一会儿的工夫，寒气打透了我的衣裤，我俩就相拥在一起抵御风寒。可脚底太冷了，母亲上一年给我买的棉乌拉后帮已经漏了，虽然母亲用布补上了可还是透风，唯一的一双袜子早就被脚趾穿透了。天太冷了，想回家，可银幕上可爱的小花姑娘和催人泪下的歌声吸引着我，我一边跺着脚一边坚持着把电影看完才和兰馨跑回家。我的脚趾先是疼的，可后来就不疼了，进屋脱鞋，我的袜子冻在了鞋垫上，大脚趾起了亮亮的水泡，有经验的马大娘告诉母亲赶紧从屋外取来雪，她一边用雪给我搓脚，一边埋怨我不听话。后来，脚趾上的亮泡里的水流出来了，脚趾也渐渐的好了，掉了一层皮。从那以后，我的大脚趾就成了伤趾，几乎每年的冬天都要冻伤，那是小村的冬给我打上的烙印。
       冷是冬的常态，雪是冬的灵魂。我觉得，有雪有冰，有了彻骨的冷，才是冬该有的样子。正因为有了寒冷，邻居送来的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杀猪菜，邻里乡亲送来的新做好的棉手套、漂亮的花棉袄，才会让我在严酷的冬天，实实在在感受到股股暖流和脉脉温情，弥足珍贵。很怀念在小村度过的冬天，虽然很冷，但也很温暖很开心！(钟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