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军

      我和大多数读者一样，初读《白洋淀纪事》也是陶醉于孙犁笔下的《芦花荡》《荷花淀》《山地回忆》等脍炙人口的小说。但是，自从我1977年进入《天津日报》当记者，读书的视角就渐次有了一些变化，开始关注这本书的“后半部”，即收录于书中第二辑的散文、特写、通讯等。

      我之所以会关注《白洋淀纪事》的“后半部”，与我所处位置的视角有直接关系———我与孙犁先生同在一家报社共事，时常有见面的机缘，同事之间常常会就孙犁的作品进行研讨。

     我与孙犁先生的交往真正密切起来，缘于1985年我接受报社委派，创办《报告文学》专版。当时的《天津日报》重新发表了一些孙犁先生早期的报告文学作品，这引起了我对研究孙犁早期报告文学的兴趣。为此，我第一次给孙犁先生写了一封长信，向他请教。没想到，孙犁很快就写来回信，对我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并明确写道：“关于你在这封信上提出的几个问题，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你的推论，和你打算的做法。”得到自己崇拜的文学大师的首肯，我顿时信心倍增。很快就写出了《论孙犁早期报告文学的阳刚之美》《浅论孙犁的报告文学创作》等论文。孙犁先生读到这些文章后表示满意，还曾约我到他家里，就这个话题做过数次深谈。

      在与孙犁先生面对面请益问道之后，我再重读包括《白洋淀纪事》在内的孙犁作品，自然获得了许多更真切的感受。比如，孙犁先生告诉我，他当年是“编采合一”，在编辑部就是编辑，出了门就是记者。他的那篇《冬天，战斗的外围》就是在反扫荡的战火中写成的“急就章”；《光复唐官屯之战》则完全是一篇战地记者的直击报道，文中细节都是他亲历亲闻的实战记录……

      孙犁先生对我提出的在“作家孙犁”之外，还有一个“记者孙犁”的论点，深表赞同；对我后来深入研究“报人孙犁”的课题，并写出《报人孙犁及其新闻理论的再发现》的论文，也给予热情的肯定，认为“论述很广泛，材料运用周到。实在用了功夫，很不容易。”

      阅读视角转换之后，再读《白洋淀纪事》，其着眼点和感悟点也会产生明显的变化。譬如那篇《游击区生活一星期》，以往读，我只留意于他对游击区探访过程的描写，更多的是着眼于他的叙事文笔。后来重读，就会将其视为一篇“沉浸式”的战地体验。孙犁在文章一开头就切入主题：“我对游击区的生活，虽然离得那么近，听见的也不少，但是许多想法还是主观的。例如对于‘洞’，我的家乡冀中区是洞的发源地，我也写过关于洞的报告。但是到了曲阳，在入洞之前，我还打算把从繁峙带回来的六道木棍子也带进去，就是一个大笑话。”

      孙犁所说的“洞”，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地道”。孙犁说此前也曾写到过的“洞”，指的是他的短篇小说《藏》。不过，小说的着力点是塑造人物，对于“洞”都是侧面描写。事实上，彼时的孙犁还没有亲身“入洞”的体验。而在本篇中，“洞”却成了他在游击区生活的重点。

      对于“进洞”的过程，孙犁写得十分真切———

      “陪我下洞的同志手里端着一个大灯碗跳进去不见了。我也跟着跳进去，他在前面招呼我。但是满眼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也迷失了方向。我再也找不到往里面去的路。洞上面的人告诉我，蹲下，向北，进横洞。我用脚探着了那横洞口，我蹲下去，我吃亏个子大，用死力也折不到洞里去，急得浑身大汗。里面引路的人又不断催我，他说：‘同志，快点吧，这要有情况还了得。’……最后才自己创造了一下，重新翻上洞口来，先使头着地，栽进去，用蛇形的姿势入了横洞。”

      读着孙犁对自己进洞过程的精细描述，我们仿佛也在窄不容身的地道里，头朝下折转了一回。类似这样带有强烈新闻性的真实纪事，在《白洋淀纪事》的后半部比比皆是、屡见不鲜。

      在我看来，孙犁的《白洋淀纪事》无疑是学习纪事类写作的有效途径。它是文学的精品，也是新闻的范本，在新闻与文学的融合方面，是不可多得的标志性文本。这就是我转换视角重读《白洋淀纪事》的一个重要收获。（据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