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名声显赫的大家族里，罗昂·夏伯是个无名的后裔。有一天，他对伏尔泰叫嚷道：“又是德·伏尔泰，又是阿鲁埃，你到底叫什么？”伏尔泰回应说：“我不像有些人，让自己的家族姓氏蒙羞，我会让自己的姓氏永垂青史。”罗昂·夏伯骑士举起手杖就要向伏尔泰打去，但他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对像你这种人，只能用棍子来讲话。”

三天之后，伏尔泰在苏利公爵家晚餐，有个仆人来告诉他说，有人要见他。他毫无戒心地下楼去了。在大门口，他看到四条健壮的大汉。这些人抡起木棒便朝他打来。罗昂·夏伯骑士坐在一辆马车里，悠闲地见证了整个杖责的过程。当时，一个贵族若对文人不满，便常用这种杖责的方式来惩罚他。

伏尔泰不甘受辱。他暴跳如雷，想和罗昂·夏伯决斗。罗昂·夏伯谨慎地让家里人帮了忙：国王发出命令，将伏尔泰关进了巴士底狱。几天之后，伏尔泰从狱中出来，被责令远离巴黎五十里之外。1726年5月10日，伏尔泰在加莱上船去了英国，并在英国一直生活到1728年。也许罗昂没有招惹伏尔泰，伏尔泰也就不会写《哲学书简》这本哲学世纪的重要作品了。

在间隔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三个法国人相继来到英国，而且都是那个时代重要的思想家：孟德斯鸠、普雷沃斯特神甫和伏尔泰。而伏尔泰几年之前便开始关注拉芒什海峡对岸的英国。他到过英国驻巴黎的大使馆，与在法国避难的英国托利党领袖博林布罗克勋爵有过来往。他把博林布罗克比作西塞罗，而且在这个政治哲学家的鼓动之下，伏尔泰开始学习英语。

英国发生了1688年的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同时也接受了宗教的宽容和某种程度上的思想自由，英国的贸易蒸蒸日上，英国的哲学和科学处在知识运动的前沿。

伏尔泰决定对这个“理性之岛”进行一番调查。他先从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开始。他请了一个年轻的公谊会教徒给他上英文课，并由此而发现了这个特别的教派。他的第一封哲学书信中的对话者安德鲁·皮特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后来，他与这个人保持了联系。几个星期之后，他学会的英语足够让他去看戏了，并由此而感受到了莎士比亚这个天才的“蛮子”带给他的震撼。很快，他便想好要发表一些类似于英国报道之类的东西。

他记了一些简单的笔记，便回到了法国。多少年过去了，他仍然没有将自己当初的想法付诸实施。他通过莫佩尔蒂，简单了解了一下牛顿的物理学。到1733年，《哲学书简》终于准备就绪了。这本书首先是以英文译本的形式在伦敦出版的。有人没有得到准许便在鲁昂印制了法文版本，但伏尔泰制止了这个版本的发行，他担心这本爆炸性的小书会给他惹来相当严重麻烦。

的确，出版商等得不耐烦了，把出版的图书卖了出去。议会的一项决定谴责了这本书，说是一本“令人感到气愤、违背宗教、有伤风化的书，而且缺乏对达官贵人应有的尊敬”。《哲学书简》在王宫的大台阶下被刽子手焚烧。国王下令逮捕伏尔泰。于是，伏尔泰不得不逃跑并躲藏了起来。

这一事件击中了伏尔泰的要害。他放弃了写“旅行者书简”的打算，而这本书只不过是以外国风情为主调的。英国重要的是哲学，换句话说就是现代的精神。作为后来补充进去的一个附件，反对帕斯卡的文章实际上证实了《哲学书简》的精神实质。伏尔泰反对从前的宗教哲学，定义了在当时的欧洲正在诞生过程中的世界哲学。

伏尔泰在　《哲学书简》中为人世间的幸福提出了一种新的观念。有人会说，这是时代的标志。而《哲学书简》的哲学不仅仅局限于当时的时局。这本书的第二个重要思想是关于社会生活的思想。“想自己，等于是什么也不想，”伏尔泰指出说，只有当思想有对象时，思想才是存在的。人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够证实自己。在人们对帕斯卡的“娱乐”说法的批判当中，只有伏尔泰的批判才是唯一有效的。伏尔泰的表现说明他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哲学家。

他对参照的选择是恰到好处的；　他的风格也是恰到好处的。他思想敏捷，目光犀利，斗志昂扬，《哲学书简》　的口吻使人精神一振。这本书让人体会到了“启蒙”时代的乐观主义。

自从《哲学书简》引发愤慨以来，两个世纪已经过去了。伏尔泰在这本书中阐述的哲学已经成为基本的真理，我们的世界就是以这种哲学为基础建设起来的。科学征服，社会组织仍然是以技术为本的人类所追求的目的。1734年的这本小书里最具现实意义的，是我们开卷便能体会到的一种精神。有些人喜欢在想象中逃避现实，而逃避必然表现了良心上的瑕疵。但是，伏尔泰却清醒、警觉地告诉人们，要勇于承担人类的现代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