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岁学识字，75岁学写作，80岁学画画。到了82岁，她已写下近60万字，画了上百幅画，出版了5本书。

　　一头银发，笑意浮动，眼睛里散发出柔和慈善的光，讲话幽默风趣，还有一点出人意料的机智……在黑龙江省绥化市，“传奇奶奶”姜淑梅用自己精彩的后半生，实现了从“文盲”到“网红作家”的“逆袭”，让人们从这个“活到老、学到老”的普通老人身上，看到了人生难以预测的潜能，以及岁月和时代给予她的馈赠。

　　自写自画，6年出版5本书

　　“俺家门前一棵桃，青枝绿叶梢儿摇。开的桃花一样大，结的桃儿有大小。大桃摘了集上卖，小桃树上风来摇……”这首民谣简洁易懂，富含哲理，正是姜淑梅从山东老家收集整理而来的，当地人称作“小唱”。

　　两个月前，姜淑梅的第5本书《拍手为歌》出版，那些过去的歌谣和民俗故事，都汇成时光的河流在书中流淌。“会的人越来越少了，得赶紧记下来”，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她乐呵呵地说，“这里头的插图都是俺自己画的”。

　　6年前的秋天，姜淑梅的处女作《乱时候，穷时候》出版。书中的一个个故事短小精悍，情节生动。有评论说，姜淑梅书写的是从民国到新中国的乡土家族史，也是一部被战乱、死亡和饥饿浸泡的民族血泪史。

　　“每个字都钉在纸上，每个字都戳到心里”，“质朴的乡间叙述，不用华丽，就已动人”……姜淑梅收获了不少“姜丝”——粉丝自称，她也成了“网红作家”。

　　而在此之前，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太太说想学写作，就连家人都不信。

　　姜淑梅回忆说，起初听说自己想跟着闺女学写作，向来沉默寡言的三哥笑得前仰后合。等书出版了，年过八旬的三哥流泪了，姜淑梅也激动得一宿没睡着。

　　“老了老了，俺还红火了，跟辣椒似的。”姜淑梅说，她从小最羡慕的就是“文化人儿”，但原先想学习没条件。

　　1937年，姜淑梅出生在山东省巨野县。家境遭变，加上战乱，她白天做衣服，晚上纺棉花，根本没机会上学。后来为了糊口，一家人跟着乡亲“闯关东”。她和丈夫在黑龙江一家砖厂落脚，她做了半辈子临时工。等到老了，她又像“打补丁”一样给各个子女带孩子，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她的身上，中国传统女性的坚韧、奉献和任劳任怨，一样都不少。

　　写作的路一旦走通，姜淑梅的笔就像话匣子打开了。第二本《苦菜花，甘蔗芽》如同第一本书的姊妹篇，《长脖子的女人》收集了聊斋般的民间传说，《俺男人》记录了各种家族故事……

　　很多人想象不到，这个“高产作家”从没有属于自己的书房。

　　在家里，姜淑梅坐客厅沙发上，把沙发靠背放平搁在腿上，再垫上一块毡子，她就开始“码字”。打印纸的背面、各类包装纸、小孩子的作业本、医院就诊手册……手边有啥就拿啥写，还有的书稿写在纸条上。

　　这样的“伏案”写作，在当代“网红作家”里是别具一格的。

　　“女儿是我的老师”

　　为何活到60岁又开始识字？

　　姜淑梅说，1996年9月，老伴儿在一场车祸中意外去世，她一下子变得郁郁寡欢。担心母亲一蹶不振，女儿张爱玲想了个办法开导她：“娘，你学认字吧。”

　　没想到，同年12月，在北京进修的张爱玲收到了母亲写的第一封信。这封信，是姜淑梅问别人学几个字就写下几个、一连写了一个多月才写完的。

　　张爱玲回忆说：“娘不懂笔画，她不是写字，而是把每个字都当成一幅画，画出来的。”

　　为了识字，姜淑梅摸索出一些诀窍。她自己编歌词，让孩子们写在纸上，她照着一遍一遍地念。时间长了，自己编的歌会唱了，她也把字记住了。

　　别人上街问路，姜淑梅上街“问字”。广告牌、宣传单、公交站，还有看电视和小人书，只要看到不认识的字，她就张口问。

　　女儿张爱玲在绥化学院教书，也是一位作家。等妈妈认了不少字，女儿会把一些文学作品拿给她看。

　　“这个好看，有细节，真细。”姜淑梅赞不绝口，“我也有故事，我也要写。”

　　那时，姜淑梅已经70多岁，手颤颤巍巍，写出来的字笔画横不横、竖不竖，像锯齿一样，一天时间一句话都写不下来。挠磨了三五天，姜淑梅就不想练了。

　　“老人跟小孩一样，得靠哄。”张爱玲告诉她，“你写得挺好，我小时候学写字也这样，多练练就好了。”

　　也许是觉得时间宝贵，姜淑梅是个勤奋的学生。每天凌晨三四点，天还没亮，她就摸黑起床了。打开台灯，开始了一天的写作。除了吃饭、上厕所，她基本都在写，像入了迷似的，有时一天只睡4个小时。

　　姜淑梅有一个笔记本已翻得毛了边，这是她的“生字本”，也是“字典”。“撅折”“褯子”“簪子”……里面塞满了各种口语、土话里的生僻字，大大小小密密麻麻，“大的是张老师写的，小的是我‘照葫芦画瓢’画下来的。”姜淑梅说。

　　对于姜淑梅来说，写字，就是写故事。

　　张爱玲告诉她：“娘，你就当对面有个人坐着听你讲，你就想你要怎么讲，人家才能听懂。”

　　“写自己经历过的、熟悉的，但是别人又不知道的事，就能写成独家和特色。”这也是姜淑梅的“写作秘密”。她笔下少有废话，总是直截了当，讲最有意思的故事，讲故事里最好玩的细节。

　　有一次，姜淑梅写了一篇关于“闯关东”的文章。拿给女儿看后，被评说“没细节，一篇得分三次讲，写成三篇故事。”她便翻来覆去，来来回回改了三遍。在讲“大宿舍”的故事里，“要是侧身睡会儿，再想平躺就难了，旁边的人早把这点地方占了”，她用寥寥数笔就把几十户人家躺在两张大通铺的情形勾勒了出来。

　　“一是哄，二是教方法，三就是要严格要求。”张爱玲解释道，在她知道怎么写之后，就可以批评了，该重写就必须重写。

　　好故事靠出门“上货”

　　这些故事源源不断，是从哪儿而来？

　　姜淑梅说，有的是她在老家亲历的，有的是逃荒路上听来的，有的则是从邻居、乡亲那里“勾”出来的。等把自己的故事写完了，就得去“上货”。

　　“人家说‘采访’‘采风’，我不是知识分子，就说‘上货’。我知道，山中有好货。”姜淑梅说。

　　她和女儿利用寒暑假回到山东老家，走访亲戚，找村子里的老人讲故事。有时候一个老人讲完了，还会介绍另一个老人讲，跟滚雪球似的，姜淑梅搜罗了不少“好货”。

　　录音笔、笔记本、笔，是姜淑梅的贴身三件套。火车上、扑克牌局，都是她“上货”的地方。她只要看到脑瓜儿聪明的、会说话的人，就问：“你会讲故事吧？给我讲个故事吧？”有时遇到不知咋讲的人，她就先讲一个，把人家的故事“勾”出来。

　　就这样，她的写作半径，从自己的故事拓展到乡村的故事，又拓展到别人家族的故事。

　　但有时，“上货”并不容易。有的故事不精彩，她就不写了。有的人讲得虽好，但不让发表。还有的老人自己愿意讲，但儿女们不干。

　　“上货”过程中，姜淑梅有一种“危机感”。有一次，一个邻居老太太特别会讲故事，可等她过了几个月再去核实，怎么敲门都没应答，“人没了”。

　　把一沓沓手稿变成铅字，女儿是她的“第一编辑”。刚开始，姜淑梅写的没标点、没题目、没段落，这“三无产品”让人头大。张爱玲便边把文稿敲进电脑，边让母亲坐在一旁，和母亲一一核实，随时修改。

　　给母亲当编辑，张爱玲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原汁原味”，她所做的工作最多的就是改错别字和病句，删掉多余的话。

　　“娘写的故事，像刚出土的瓷器，可以去尘，但不能用力过猛，稍微把握不好力道，就容易碎了。”张爱玲说。

　　“不怕起步晚，就怕人偷懒”

　　有一天，张爱玲一进门，姜淑梅就说：“你跪下。”

　　“我犯啥错了，娘？”张爱玲心头一紧。

　　“我说跪下你就跪下，别冲着我，侧着跪。”老人坚决地说。

　　张爱玲刚一跪下，姜淑梅就乐了起来：“我说咋总画不对，这回明白了。”原来，姜淑梅在学画画，她用的笨办法就是照着实物“临摹”。

　　蜡笔、铅笔、水彩、墨汁，想用什么就拿什么。她画的多是民俗画，有的画还把书里的故事讲了出来，色彩鲜艳，很是有趣。

　　最近两个月，姜淑梅又拿起了毛笔，开始练书法。因为她曾“夸下海口”：“等我老了的时候，要成为四个‘家’——作家、画家、书法家、老人家。”

　　“不怕起步晚，就怕寿命短，千万别偷懒。”姜淑梅从没把写作、画画当成负担，而是“乐子”。

　　“娘操劳一辈子，其实是个典型的传统妇女。以前，她的天地很小，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整天围着锅台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她不再拘泥于生活小事，开始为自己活。学认字，帮她推开一个看世界的窗口。学写作以后，这个窗口更大了，世界也向她走来了。”张爱玲说。

　　如今，每次接受采访或者参加活动，母女两人都穿旗袍，不同季节选择不同材质和花色，母女俩总被人夸“太好看了”。一次，一位英国作家对姜淑梅说：“你不是文盲，你是女王。”

　　同样身为作家，张爱玲深感时代赋予娘的机会。

　　以往作品传播靠文学期刊、杂志、报纸，作品发表也有一定门槛，把一些文学爱好者挡在了门外。

　　“娘最初的习作就是由我贴到博客上，得到了多位作家朋友的认可，才有机会出书。”张爱玲说，近些年，不少像娘一样的草根作家都受益于网络，甚至掀起一阵民间述史热。

　　有人说，她写的故事复活了艰苦岁月，让人看了揪心。姜淑梅说：“看俺的书，不要哭，不要流泪。事都过去了，要是没有这么多苦难，俺也写不出这些书。写以前的苦，是为了让年轻人珍惜现在的甜。”

　　“她在打捞历史，”张爱玲说，“但她不知道，她感兴趣的只是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