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晚清：大师们的涅槃时代》是汪兆骞先生所著“民国清流”系列图书的前传。本书以溯新文化运动之源为脉络，一展民国大师们在清末民初的风采。书中讲述大师们思想蜕变和涅槃的经历，虽然集中于民国初年到新文化运动前夕的五六年时间中，却不限于此，甚至上溯至维新变法时期。
　　走出晚清，精神涅槃的关键，在于是否能经历由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直接与中国清末和民初两次启蒙思潮有密切的关系。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是两次启蒙思潮对中国社会现实产生影响的直接体现。两者时间相距近二十年，作者在书中通过大量的史实和事例说明，没有清末的“戊戌”，就没有民初的“五四”。笔者进一步按照作者的文化逻辑推论，所谓“新文化”，不过是从维新时代开始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几经涨落之后，在二十年的不断发展和积累之中，最终掀起的又一高潮。我们从书中可以明显看到，在清末启蒙中，曾站在潮头的严复、康有为，在民初的启蒙中，已经落后于时代潮流，甚至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严复晚年，反对民主，厌倦科学，站到自己曾经鼓吹的民主思想的对立面。五四运动爆发，他极力诋毁新文化运动，让我们看到一个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侵染的中国士大夫的复杂性格和矛盾的文化人格。”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严复虽然曾是维新变法时代对西学译介和传播最全面、系统、精确的思想启蒙大家，但在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受传统文化浸染的士人。与严复最相似的，是在翻译界与他齐名的林纾。“一个清醒的论者，应该看到林纾的一生，他始终是一位接受了一些新思想的爱国士大夫，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家，他和大多数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一样，他们的爱国之心，实乃系于大清王朝。”作为“清处士”的林纾，与康有为、严复对保皇和帝制的热衷相比，更表现了“固与吾清相始终”的死心塌地。
　　同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们，也在创作和翻译上，崭露头角。周树人在留学期间与其弟周作人共同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并撰写了《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等具有文学革新和思想启蒙色彩的论文，并在辛亥革命之后创作了被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称为“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它完全是一部新的现代文学的作品，而不属于过去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文言小说《怀旧》。而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也以白话文和文言文交替使用，翻译侧重于爱国主义主题的小说名著。在接到《青年杂志》创刊号和约稿信后，他在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了白话文译作　《决斗》。“正是因为这一偶然事件，两位新文化巨人陈独秀和胡适，才有机缘在诸多‘历史合力’的共同作用下，共同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并成为开启新中国文化大门的旗手和领袖，同时二人又显示出不同的文化姿态，让这场文化运动呈现复杂景观”。
　　全书以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以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结束。对清末民初前后两代思想学术大师，在中国“戊戌”和“五四”两次启蒙思潮之间的思想学术和人生轨迹的夹叙夹议，有详有略的勾勒描画之中，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鲜活图景。虽为人物传记，但小说式的结构，散文般的笔法，学术的精神，新颖的见解贯穿于字里行间之中，使人读来毫无枯燥乏味之感。尤其是作者不拘于固有权威定论，在详实的史料基础上，大胆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让人读来顿有醍醐灌顶，耳目一新之感。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渊源和观念构成，有了更加接近原貌的认识。尤为可贵的是，作者虽然从大师们的思想学术观念和道德品行操守两个主要方面来展现他们的风采风貌，但既不因其功绩卓著而溢美有加，也不因其劣迹昭然而全然否定，而是从实而论，褒贬有据。让我们看到这些大师们的身上，既有值得敬佩的伟大之处，亦有普遍人性之弱点。
　　纵展全书，作者笔下这些在清末民初历史巨变中，探索中国未来社会方向的大师们，在面对中西文化、共和帝制等重大问题时，表现出了不同的人生走向。他们或是固守传统，或是锐意革新，或是调和中庸，都为我们留下了值得珍视的思想文化遗产。而正是在启蒙思潮中受到科学民主思想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最终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民国的文化清流，并非无源之水，而是产生于晚清的思想启蒙思潮。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人依旧在肇始于晚清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追求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文化复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历史课题。我们只有循着条条清澈的文化涓流和大师们的思想足迹，才可以找到复兴民族文化的精神源头所在，进而汲取不竭的发展动力。而“民国清流”系列丛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文化脉络和精神走向。
       □潘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