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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自信看整肃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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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07

1526

———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引发的思考

米平华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的自信，本质上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继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之后，中国极为重视的第四个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准则》，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我们党95年孕育形成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了有机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自信体系。
　　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纵观上下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无论是家国情怀君子人格，还是魏晋风度盛唐气象，都给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和印象。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内核，成为了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和中国人民文化自信的基石。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祟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也是中华优秀文化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儒学思想在为政以德、整肃吏治方面，积淀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这种文化对国人在思想上和行为上的影响根深蒂固，从古至今几千年来，以崇尚道德、亲情孝悌、仁义礼智信，这种围绕家庭而形成的文化思想，犹如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基因一样代代相传。
　　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成功人物，一个是王阳明，他精通儒学，在学养、功名和带兵打仗上，都达到了前人所不及的高度。还有一个人就是曾国藩，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一介书生平乱了当时大清最大的内患--太平天国，同时又以儒家文化克制自己，教育儿孙，《曾国藩》家书堪称警示后人的儒学“法宝”，曾公靠着他丰厚的儒学修为，在矛盾叠加、内忧外患的清末乱局中，最终摆脱了政治上的杀戮，实现全身而退。
　　儒家思想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仿佛是真理一般，至今都是人们挂在嘴边的座右铭。
　　然而，儒家思想除了“仁者爱人”、修己以安百姓”、“君民同忧乐”等包含丰富廉政励志警示思想外，也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弱点，因为儒家文化培养的是自身修为，追求的是实现个人奋斗的成功和成功后家族的荣耀，文化的起始点在家庭，所以每一个人的内心都隐藏着一个“私”字，一旦遇到得与失、名与利、去与留这些极度敏感问题，特别是面对生死攸关的重大考验时，人性的弱点就会暴露无疑。
　　包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父母对我们的教育也是这样，要求我们做个懂事的孩子，先是好好学习，接着是光宗耀祖，最后是养老送终。更有甚者，在对待子女的教育上，完全进入了扭曲的“误区”，说的既直白又露骨，“孩子，一定要好好学习呀！学成了将来才能找到好工作，有了好工作才能有升迁的机会，当上了官才能发财，爹娘才能跟着你享福”等等。仿佛学习、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一样。由此可见，儒家对血缘亲情的重视，从某种意义上理解，妨碍了人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催生出了人当上官就想发财的获取心理。
　　由于两千多年来，历代中国人大多接受的都是这种以“孝悌”为大义，以“家庭”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教育，把“国”视为了一个放大的“家”，并用“齐家”的手段来“治国”。这样一来，当社会正义与家族私德出现矛盾时，思想就发生了扭曲变形，从灵魂深处不再要求社会公道，而更多追求的是家族的私德。在中国古代，“千里做官只为财”，已经成为了官吏们信奉的“千古遗训”，有了这样一种“升官只为发财”变态价值取向的引领，为官必贪成了一种必然和常态。也就是在这样的心理驱动下，导致了一些官吏在贪腐的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愈陷愈深，最后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然而，在公与私、名与利这些焦点问题的看法上，中西方文化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西方没有儒家文化，他们信奉的是宗教，讲究的是仁慈、善爱，上帝的化身警戒信徒们在世时，多做仁爱之事，这样死后就能上天堂，反之则下地狱。“下地狱、上天堂”成了左右西方人思想和灵魂的“法宝”。宗教对西方人的影响也是从小开始的，西方人把上帝奉为神，上帝是他们的保护人和共同主人，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了家族的划分，而血缘关系的亲疏就变得藐小了，亲情也就随着共同主子上帝的出现，变的暗淡失色了。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中，虽有小我以天下的狭隘“小农”思想，但更多的是家国情怀和充满仁爱、超越时代的诸子百家智慧；有着忠孝仁义、重礼守信的伦理观，以及浑然天成、会通物我的艺术理念。这些文化思想，不仅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且在历朝历代的整饬吏治中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官吏是国家机器的运转者，官场的作风优劣，官吏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固和国家的兴衰。从文化视角认识和解读封建帝王整饬吏治的范例，你会发现，古代的许多明君都非常重视用儒家思想管教官吏，许多帝王在整肃吏治上颇有建树。如汉武帝刘彻首创“察举制”，他设立刺史，监察地方，制定“言事变”制度，开创了汉朝反腐败的先河，助推了西汉王朝的鼎盛与繁荣；同样是头顶巨大荣誉光环的隋朝开国君主隋文帝杨坚，历来被人们认为是一位较为贤明开化的君王，经过他前期的呕心治理，隋王朝在短期内出现了难得的富庶和安定，这些自然都与杨坚的铁面肃贪和他注重从源头治理腐败是分不开的；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对贪赃枉法深恶痛绝，他开创了直接监督各知州的“通判”制度。由朝廷派到各知州的“通判官”由皇帝任命，就如同现在由中央直接派到地方的巡视员，凡发现重大贪腐事件，直接向皇帝报告，各知州发的所有政令，需经通判官签字方可生效。这种“通判”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南宋；相比上面几位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布衣，是封建历史上对官吏整治最严苛的暴君，鉴于元朝灭亡的教训和出于对明王朝长久统治的考虑，在建国伊始，朱元璋即立法禁令，惩治贪赃之弊，通过一系列法典的颁布和制度的确立，改变了元末社会混乱，实现了官吏贪污成风的好转，有力维护了明朝的统治地位；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也是著名的“文景之治”的开创者，他在位期间，薄徭役、减赋税，励精图治、坚持改革，使国家出现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尤其在以身作则，从严治吏方面，堪称历代帝王的楷模。
　　反观封建社会的历代君王在整肃吏治方面的思想和行为，对于巩固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当我们翻阅封建社会吏治的历史，深度探究历史背后的一些故事后你会发现，历朝历代对肃贪虽然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这里面的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封建帝王的整肃吏治都是以君主个人权力为后盾的，当政期间法令通顺威震满朝，而一旦君王离世，就不可避免出现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结果。另外，这些封建君王唯我独尊，不受法律约束，甚至把重刑奉为治吏的圭臬，当成了消灭异己的工具，这本身就是对法律的一种否定和对法治的一种践踏。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从儒家思想的影响，到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以及历朝历代整肃吏治的经验教训中，我们得到的借鉴和启示是，仅仅依靠崇德倡廉式的儒学教育，古代封建帝王的“专制”反腐和“人治”反腐，以及西方的神学信奉，都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贪腐问题。以文化为基，加上民主法制和良好的制度，以及严谨的程序设计，才是整肃吏治反腐倡廉的科学选择。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今天，一直高度重视反腐廉政建设，我们党自执政以来，在反腐肃贪的作风建设方面，总结的最基本经验，就是“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治党重在从严治吏”。在治国理政的道路上，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必须完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必须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必须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从我们党走过的95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上看，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就多次强调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整肃立制方面，1930年井冈山的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就制定颁发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禁令。“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已经成为了流传在苏区百姓当中脍炙人口的佳话。建国前夕，为了警示党员干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同志，带队“进京赶考”前，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警惕糖衣炮弹论”。建国后的1951年，我们党开展了“三反”运动，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反腐廉政的策略和对策，这些形成于中国革命初期的肃贪整风思想，至今在反腐倡廉的理论实践上，对我们党仍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根据改革开放后，国内出现的各种不健康的思潮和当时腐败之风大有抬头之势的实际，告诫全党同志：“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中，反腐这关我们一定要过，对党内高层腐败下不了手，就会丧失人心，就会失败。在这方面，我们主要通过两种手段，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反腐倡廉中提出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教育是基础，法制是手段，监督是关键”的论断。在党的十七大上，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说到做到，铁腕反腐已经成为了十八大以来，党赢得民心的一大政绩，“习式反腐”振奋了广大百姓，重新树立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让老百姓切身感受到了正风反腐的“红利”，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
　　“吏治当效盛世，反腐须用重典”。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把从严治党确定为这次全会的主题，出台了“一条准则、一个条例、一个决议”。专门用一次中央全会来研究解决从严治党问题，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这一点就足以看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从严治党惩治腐败上的坚定决心。立足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滋生，突出问题导向，把制度的笼子扎细扎紧扎密扎牢，提高制度执行的刚性，使制度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和干部行为的硬约束，是贯穿全会的核心要义。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等，这些已经成为了当前党内外热议的话题。“没有红灯的约束，就没有绿灯的畅通”，六中全会的召开，《准则》、《条例》的颁布，预示着中国式反腐已经步入了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的常态化之路。
　　在“全面从严治党，重拳整饬吏治”的推进中，我们不仅需要用法规和制度做保障，更需要发挥文化的作用，通过优秀文化对人思想的渗透，呼唤人性觉醒。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对“文化自信”理念的一种认知和体现，在继承和传播中华儒家思想的过程中，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转化和创新，对其所蕴涵的丰富思想进行梳理，汲取精华去其糟粕，借助儒家崇尚道德为政以廉的思想和它在廉政建设中蕴含的文化品位，探寻整饬吏治的切入点，用创新的思维、创新的载体、创新的内容、创新的理念，通过扬善去弊，将儒家廉政思想与从严治党的制度建设进行有机结合。概而言之，就是用文化的手段，制度的约束来抓从严治党，靠文化影响和警示教育开展廉政建设。构建“不能腐、不想腐、不敢腐”的环境，需要文化提醒，机制保障，防腐重于反腐。
　　纵观林区的发展历程，自1952年开发建设到今天，林区已经走过了甲子之年。开发建设初期，一批批来自祖国各地的有识之士，凭着扎根边疆，报效国家的志向和追求，走上了高高的兴安岭。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在“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的感召下，林区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莽莽苍苍的绿色里，在雪漫千山的极寒中，记录着几代大兴安岭人的奋斗历程，留存着大兴安岭人的精神财富，而这些流淌在大兴安岭人血液里，镌刻在大兴安岭人基因中的文化自信和人文精神，需要我们从历史中去汲取和铭记，更需要我们借助记述历史，来弘扬和发展，传承和创新。
　　“人要站起来，没有骨头不行；林区要重新崛起，没有自信不行”。今天的大兴安岭已经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挂锯封山，结束商业性采代，林区全面进入了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确保“停得下、稳的住、不反弹”和“交得出、接得住、可持续”，在改革中最大限度保障职工利益，打造“森林生态安全、改革发展稳定、职工安居乐业”的新林区，成为了新一代务林人的神圣使命。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面对新常态下改革发展和新旧体制转型期的新任务、新要求、新目标，必须树立抓改革一以贯之的恒心，抓作风决不手软的铁心，抓民生饱含慈爱的热心，充满自信、不忘初心，汇聚团结奋进的正能量，通过抓三级领导机关作风建设，在风清气正、社会稳定、政通人和的环境下，把内蒙古大兴安岭建设成“深化改革先行区、生态保护示范区、民生发展首善区”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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