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萨娜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群特殊知识分子的足迹遍布整个大兴安岭，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精彩的世界。人生的坎坷并没有剥夺他们的尊严，他们以不懈的努力创造了大兴安岭这片广袤深沉的“森林科学院”，在中国大地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和思想的记录。 
      牙克石的知识分子 
      我出生在大兴安岭牙克石小镇。我刚懂事时妈妈就告诉我，我能活下来是个奇迹。我出生后妈妈没有奶水，一直用牛奶喂我，两个月大时我得了严重的腹泻，现在看来是生病的奶牛让我出了事。当时我腹泻脱水、气息奄奄，送到医院抢救时医生下了病危通知。我父亲四十多岁才有了我，他已经经历了一次丧女之痛，再也不能承受失去第二个女儿的痛苦。他找到儿科医生乌兰，恳求她一定救活我。父亲的悲伤让乌兰大夫震撼，她守护了我一夜，终于救活了我。
      妈妈说：记住，乌兰阿姨是你的救命恩人！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乌兰大夫的父亲原是国民党高级文职官员，新中国成立前丢下妻子女儿随蒋介石去了台湾。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国民党查出他是中共高级特工，盛怒的蒋介石亲自下令枪毙了他。由于他在隐蔽战线工作，只有周恩来等几个中央领导人掌握他的特殊身份。他牺牲了，女儿乌兰却因为父亲是国民党，在学校被视为有重大家庭历史问题的学生，刚从上海医科学院毕业，就和未婚夫一起分配到大兴安岭牙克石林管局。她在牙克石林业中心医院工作了近30年，拯救了无数儿童的生命。我们这些被她救活的孩子都称她为乌兰阿姨。 
        大兴安岭是我国东北边陲的绿色长城，维系着东北、呼伦贝尔和科尔沁草原的生态屏障。从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家开始有计划地开发建设内蒙古大兴安岭。那些来自上海、北京、天津等各大城市，从北大、清华、交大、南开、复旦及当时全国知名院校毕业的大学生，那些刚从朝鲜战场下来的志愿军、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云集于此，奉献了自己的才智和一生。
        我父亲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成为一名达斡尔族高级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由于一起涉及70多人的大冤案，他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了监狱。释放后和那些知识分子一起进入林业勘察设计院工作。
        早期的牙克石是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小镇，居住着达斡尔族、朝鲜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蒙古族人，还有少数的山东人。当大兴安岭林管局设驻在此地后，它在全国渐渐出了名，也引来学者对它的关注。学者们一致认为，牙克石是“雅克萨”的谐音，当地主要居民达斡尔族人以此纪念自己这个英雄的民族反抗沙俄侵略者的“雅克萨”战役。
        在我小时的记忆里，牙克石当地居民并不多。更多的居民是年轻的右派和大学生。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几辆拉着木材的解放牌汽车从土路上轰隆隆驶过，后面尘土飞扬。这时候，一群人从灰尘里走出来，他们衣衫褴褛、头发蓬乱，营养不良的脸看上去疲倦不堪，背着行李、扛着木三脚架或沉重的工具。即使很小的孩子也知道，他们是设计院的勘察队员，刚刚从大兴安岭勘察下山回家。一年四季只要工作需要，他们在原始森林里一呆就是半年，甚至更长时间，完成选址、测量、地质勘探、水文分析等工作。有的被冻掉了脚趾头，有的被熊伤害致残，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
        牙克石林业设计院人才济济，上千名知识分子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毕业于30多所高等院校，几乎包括当年所有知名高校。设计院有总体规划设计室1个、道路勘察队5个、桥梁设计队1个、工民建设计室3个、地质勘察队3个，规模与水平位于全国林业系统设计院前列，也位于内蒙古8个甲级设计院前列。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以高远的政治目光，创建了辉煌的森林文化。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父辈们的创业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力量，已经遗传到我们这些后代的血液里，给了我们终生难忘的影响。
        寻访绿林尖兵
        写完了长篇小说《重返白桦林》第一稿后，我停下了笔。我无数次追问自己，是否有能力在这部长篇中再现父辈们的命运和创造精神，因为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都是建筑、道路、桥梁设计专家，都是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智者。为了充实小说内容，去年我在大兴安岭深入生活一个多月收集资料。六月中旬，从鄂温克大草原体验生活出来后，我先去了牙克石市，接着去了莫尔道嘎林业局、根河和敖鲁古雅乡。
        到了牙克石，同学清泉把我安顿在他的小旅馆后，找来一辆车拉上我四处走。沿途我一直寻找我曾熟悉的民房、医院、学校、商店，但处处面目皆非。
        我们先来到我家曾居住的平房遗址，可是那里已经盖起一片住宅楼，往昔的痕迹荡然无存。我用目光抚摸着那片熟悉的土地，依稀听见了昔日住宅大院里大人走路的声音、男孩子莽撞的打架声、自行车骑动时咣咣当当的乱响。那消失的一切在回忆的浪潮里重新涌现在我眼前。 
        设计院早期分两个住宅区，西大院住的都是知识分子，东大院住的大都是人口多的工人家属。因为父亲除了抚养自己的三个孩子，还抚养大伯的三个孩子，家里人口多，我们家从西大院搬迁到东大院居住。东大院里有几百户人家，条条小路都那么狭窄，家家住宅局促不堪。当时我很怀念西面的住宅区，虽然那些知识分子家庭的住房更小，却没有东大院的嘈杂混乱，孩子们走起路也是斯斯文文的。在干净的小路上，我能看见美丽的阿姨或者戴眼镜的叔叔。我很早就从他们身上懂得了什么叫气质和风度。东大院狭窄的道路总有男孩子跑来跑去，咚咚的脚步声隔着窗户也能听得一清二楚。有一次我刚出大门，迎面飞来一块石头打在我额头上，顿时起了一个大包。从那以后我不敢轻易出门了，开始翻看哥哥借的小说。印象最深的是我小学三年级看完了《三家巷》，初二时看完了《牛虻》。这两个大院里发生了许多故事，我想写的正是他们。
        我在牙克石逗留了五天寻找父亲尚在的同事们。他们大多退休后回老家，或者离开人世，留在牙克石本地的寥寥无几。“文革”对知识分子身心的迫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些高级工程师即使熬过了“文革”，也留下不可逆转的后遗症。他们老来有的患上脑病，神志不清；有的步履蹒跚，反应迟钝，没法为我提供更多的历史回忆。
        我来到父亲最好的朋友陈景瑞家时，他根本认不出我是谁。他女儿立敏告诉我，因为“文革”时期被迫害的后遗症，他已经患了多年的脑痴呆。我和立敏交谈了一会儿，坐在一旁的陈叔叔突然说：这不是萨娜吗。我惊喜极了，面对我儿童时就熟悉的陈叔叔，多少话涌在嘴边，但是刚和他交谈几句他又糊涂了。我走的时候非常担心地望一眼陈叔叔，不知道下一次我来时他还在不在。
        那个夜晚，我和清泉的妻子彩云一直谈到凌晨两点。她告诉我，设计院2004年改名为“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经过职工退休、买断，人数锐减，从事业单位变成了企业。关于设计院发展的历史，她建议我好好看看腾家俊写的纪实文学《绿林尖兵回忆》。第二天一早，我就来到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寻找这本书，还好，我总算从一个工作人员手里得到了它。虽然书的封皮已经破损，但我如获至宝。
        腾家俊，江苏人，上海同济大学毕业，曾任牙克石林业设计院总工程师。设计院大院的孩子们都知道赫赫有名的腾叔叔，他清癯、严肃，全身的骨架犹如钢铁支撑起来，行动起来像鹿一般敏捷。不知道他出身的人还会以为他是猎手。不仅腾叔叔如此，其他知识分子也是这样坚毅勇敢，富有荣誉感和牺牲精神，他们留给大院孩子们的认识就是：真正的男人应该是智慧、坚强、敏捷、具有高尚的品质、富有创造力。
      这个认识影响了我一生
      在火车上我看了两遍《绿林尖兵回忆》。放下书后，我望着窗外飞驰的大地，心中充满了惆怅。腾家俊有着渊博的专业知识、高尚的情怀、丰富的人生经历，但是正如他在书里所说的那样，他无法用有限的文笔写出这群知识分子鲜为人知的遭遇和坎坷，以及可歌可泣的创业精神。
       我们有着如此相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