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带“林”的地名很多，其中牙林线上就紧密排列着“原林”“育林”和“爱林”3个站名。他们像标志牌一样树立在大兴安岭腹地，无声诉说着林区开发建设的沧桑岁月，诠释着人类对森林的认识和无尽的情怀。而我对“爱林”则情有独钟，它不仅给我留下了铭心的记忆，而且也是我认识林区的开始。
       20世纪70年代初，林区生产任务繁重，故鼓励家属等协助生产。正读高中的我，怀着一半好奇、一半帮衬家里的想法，在寒假期间来到牙克石镇在爱林设立的木材点，开始了“劳其筋骨”难忘的日子。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就要拉着架子手推车，向爱林南山深处进发，一直走到林密途穷，停车雪中步行几百米才到采伐地点。我们用弯把锯将大树放倒，用大斧子打掉枝丫，再造出3或4米的件子，然后用绳子拽下山装车，直到运到林场贮木场，已是日隐西山、暮色四合了。那时气温虽常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但我们后背却热气直冒，又冰霜聚结。回到驻地身子像散了架似的，连吃饭的力气都没了。
       那时伙食也很差，粗粮多，细粮少，新鲜蔬菜从来见不着，即使冻白菜也经常断顿。做饭师傅心好，把不多的面粉全做了馒头给我们做午饭，我们揣在怀里，在山上就着林下的大粒雪吃得蛮香，但早晚饭却只有粗粮冻菜了。有一阵儿冻菜断了一周左右。有南方来调木材的“老客”调侃我们：“一天三顿高粱米子儿，大酱拌凉水儿。”形象地道出了当时生活的窘况。据说山上小工队也强不了多少，这让我第一次对林业一线职工的艰辛有了切肤感受。
       后来我还在木材点担任过检尺员，看着工人踏着自编的号子，步调齐整地将一根根原木装上火车，这较原始的劳动和民间艺术创造之美深深地打动了我，令我终生难忘，也使我对林区木材生产基本流程，从森调、采伐、集材、运材、造材、归楞、装车外运有了大概了解。可以说是“爱林”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给我上了林区第一课，从此让我与林区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上山下乡砍过小杆，用拖拉机运过原木；考入牙林师就读期间，随老师、同学去林区“体验”过生活；在林海日报社工作10年间，我更是几乎走遍了大兴安岭林区的每一个林业局和已记不清的基层单位，但却再没去过“爱林”这片土地和山林。可每一次路过爱林车站，我心里都会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思绪。
       后来我到满洲里做新闻工作后，虽远离了这片母亲般的山林，但却更加挂念他的变化兴衰。“天保工程”实施10周年之际，在林管局党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满洲里日报社举办了“‘天保’十年看林区”活动。报社员工分为春、夏、秋、冬4个组，各赴两个林业局采访、参观。时任林管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商晓东全程参加采访，并边走边讲解了林区发展的坎坷历程和“天保”工程实施以来的可喜变化，使行业外新闻人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林业教育。我也有幸全程参与了活动，最后一次虽去了爱林所在的库都尔林业局，但因没有采伐作业而去了其它林场，真可谓失之交臂，更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2017年夏，刚刚退休的我终于有机会重访了40多年来魂牵梦绕的旧地———爱林。库都尔林业局党委宣传部部长鄂天真理解我的心情，当天就安排了故地寻访。车到爱林，恍如隔世：当年成排的平房、热闹的林场被三两家养牛户取代；而我曾住过的板夹泥房和整个车站都湮没在了荒荆蔓草之中，不禁让人陡生物换时移的喟叹。向南远望，松桦蓊郁，逶迤巅连，充盈着无限的希望，为我惆怅的思绪涂上了一抹青青的慰藉。
       当然，这次故地重访还想看看全面停伐后真实的林区。同行的王德生在库都尔林业局曾担任过总经济师，对林业发展多有见地，他建议去原林看看沙棘种植。大片的沙棘林真的让人眼前一亮。据了解，沙棘作为经济作物用途颇广，大兴安岭林区早有试种，但像库都尔林业局种植之早、规模之大在林区可谓首屈一指，这与当年库都尔人大胆引进、执着探索密不可分。从1999年1000株起步，经过10几年的扩繁，已逾万亩，达60余万株。望着眼前走过多年风雨的沙棘果和不远处新种的药材“还魂草”，红红的果随风摇曳，黄黄的花一地铺金，构成了老林区一幅靓丽的新画图。
       临别之际，正赶上林业局邀请知名沙棘加工企业来技术授课，我们前去体验了一下氛围，只见几百人的会议室座无虚席，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新的勃勃向上的力量。
       归来途中，望着徐徐退后的绿色山岭，我不由地又想起了“原林”“育林”和“爱林”这一串特征鲜明、蕴含丰富的地名。林区开发从原始林开始，继而认识到“一手砍树，一手栽树”而大面积育林，再到深层次认识森林的生态效益，加以全面保护培育壮大，这是人类对森林认识的升华，是时代进步使然。而在这大转轨期间能够积极面对，开拓新途，不正是对森林、对林区、对家乡最深沉的爱吗？推而广之，全社会每一个人不都应该关爱森林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吗？
       我从“爱林”开始认识林区，又在故地觅得了“爱林”的真谛，但愿能得到更多人的同感则幸甚矣！（殷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