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6年12月26日至27日召开民主生活会，对照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措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央政治局要继续在坚持民主集中制方面成为全党典范，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为全党作表率。当前，党的各级组织的民主生活会还在进行之中，这次中央政治局的民主生活会为全党提供了样板。

       过去相当一个时期，党的民主生活会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流于形式，只是走过场；有的庸俗化，成了聊天会；有的溢美化，成了表扬和自我表扬相结合。而这次中央政治局的率先垂范给全党一个明确的昭示：开好民主生活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为更好地推动召开不走样的民主生活会，这里，不妨介绍一下党的历史上较早的一次民主生活会，以供参考。

       1926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杨闇公担任书记，童庸生担任委员和重庆团地委书记。4月重庆党组织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批评会。为什么召开这个会呢？原因就在于此前一位名叫杨洵的干部给中央写信，反映重庆党团组织负责人的问题：团体个人化、革命学潮化等。中央收到来信后非常重视，适值重庆党团组织负责人杨闇公、童庸生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中央有关负责人便召集他们两人谈话，上来就说：你们重庆党组织怎么分成两派呢？弄得两人一头雾水，直到看了杨洵的信才明白怎么回事。最后中央决定，让两人回去召开一次会来澄清事实，消除误会，团结一致向前进。

       1926年4月15日，重庆党团干部共10人召开了一个解决自身问题的会。主持会的杨闇公开门见山地指出，涉及问题的双方只可“赤裸裸地”陈述事实，然后请大家加以批评，弄清问题，达成谅解，以使团体更加统一。杨洵首先发言，一连讲了10个他感到不适不解的问题。接着童庸生一一作答，言谈之中对杨洵的做法深表不满。然后，与会人员分别就事情本身及二人所谈发表了看法。有人指出，这都是童庸生工作不讲方法、对人颐指气使造成的，特别是随意批评同志，有时近似于谩骂；有人说杨洵不愿承担更多的工作，不服从组织安排，显然是不对的；有人说今天童庸生和杨洵的发言都有问题，带着明显的情绪性，好像都是别人的错，如此种种。大家畅所欲言，经过坦诚布公地一番相互批评后，双方当事人都认识到了问题所在：除彼此的误会之外，对于杨洵来说，确实有点摆老资格及选择工作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对于童庸生来说，确实个性倔强，有点自以为是。最后，与会人员达成了思想统一。

       会上，非常值得称道的是主持会的杨闇公同志。本来，在情感和工作上他是比较同情童庸生的。两年前与其相识，之后他感到“不觉精神大振，内心的痛苦亦全忘却矣”。而在工作上，杨闇公显然是了解童庸生的，杨洵所提出的不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是不了解实际情况造成的。但是，在整个批评会期间，杨闇公一点也没表现出自己的倾向，而是让大家尽可能地表达各自的观点。最后，他根据大家的发言鲜明地指出了两人的缺点，一方面强调了团体的统一性，不能因一点误会而离开团体去说话；另一方面又提醒任何人都不能把团体个人化，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会后，重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大增加，各项工作积极展开，取得突出成绩，受到中央的表扬。

       从这次会的前因后果来看，与我们今天的民主生活会是完全相似的。一是会前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就是要解决上下级之间的误会、工作意见分歧、负责人的工作作风、团体与个人的关系等问题。二是会中“查摆严格，意见坦诚，交流充分”，特别是开展了良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对下级要敢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也要敢用。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杨洵及其他同志对童庸生的批评就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三是充分坚持民主集中制。主持会的杨闇公抛开自己的个人倾向，尽情地让大家发表意见，而又不离主题，做到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此后作了画龙点睛的总结，明确了要求，维护了“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从而做到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四是会议的效果良好。“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解决了问题，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可以说是民主生活会的一个良好典型。

       由此可见，开好民主生活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一种行之有效的保持团结的重要方法，它对严格党的组织生活至今仍然有着重要意义。（刘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