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石樵，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大家，1927年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的一个封建家庭，1949年作为第一批大学生考入北京辅仁大学，1952年高校合并，聂石樵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并留校任教。其学术注重朴学方法上的实证研究，以及建立在宏观史识上的研究视野。著有《先秦两汉文学史稿》《楚辞新注》《屈原论稿》《古代小说戏曲论丛》等书。
　　聂石樵一生从事古代文学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著作等身，桃李天下，却平和朴实，在学界以外少有人知。他的夫人邓魁英总结说他是个“书呆子”，“念书、教书、写书，这就是他的一生”。
　　                                                “耦耕居”不成，遂有“三通居”
　　“小红楼”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高级教师宿舍，位于校园的西北处，曾是启功、钱钟书夫妇、钟敬文等大师栖居之地，也是聂石樵与夫人邓魁英生活的地方。聂石樵夫妇居住的地方，原名为“耦耕居”，对熟稔中国古典文学的他们来说，这个名字有着不同的意味。
　　“耦耕”一词出自《论语·微子》，讲孔子有一天在路上遇见了长沮和桀溺两个人（“长沮、桀溺耦而耕”），这对隐者认为孔子整天奔波劳顿，也终不能改变天下苍生的局势，还不如自己在山林隐居。从典故的选择中，能看到聂石樵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所做出的个人选择。对聂石樵而言，书籍永远是最稳定的居所，可以隔离所有外界的干扰，即使在对知识分子极度不利的“文革”时期，聂石樵还是在白天看大字报、读毛选的日子里搞起了“地下工厂”，完成了《杜甫选集》的选注工作。
　　这股沉浸书斋的朴拙构成了聂石樵先生的人生气质。在启功先生的纪念会上，他和妻子发现坐在前几排的、口口声声为启功宣读敬辞的，都是当初打压过启功的、没有什么交情的人，于是他和妻子摇摇头，离开，从会场重新回到自己的文史工作里去。
　　因为这种“木讷”，聂石樵先生的“官运”自然不会顺畅，最高职称也不过是一个教研室主任，他也不接受媒体采访，知名度便仅限于学术界；　后来他想给自己的毕生所得出一套书，也磕磕绊绊，没有门路。目前在市面上能看到的中华书局版　《聂石樵文集》，出版时间在2015年———那时聂石樵先生已有88岁。
　　在聂石樵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夫人邓魁英是给他极大助益的人，两个人从辅仁大学时期就是同学，后来又一同留校任教，在各自领域的研究上也有互补。聂石樵研究的对象比较深沉，像屈原，杜甫，《史记》等等，而夫人邓魁英的研究对象则是李白、欧阳修、《牡丹亭》等等，更有灵动的浪漫性。起初想给居所起名为“耦耕居”的另一重意思，也是想象征聂石樵自己和夫人邓魁英一同生活、一同研究。但可惜，屋子有点小，只能放下一张书桌，没法一人一张去“耦耕”，最后，这个屋子便改名为“三通居”，也没有什么典故，就是指书房、客厅、餐厅三者通用。在这个“三通居”里，聂石樵一辈子做了三件事：念书，教书，写书。
　　                                                  学术成就：强调社会背景对文学的影响
　　在学术研究上，聂石樵认为，文学永远是和相应的社会历史状况无法分离的，并且主张“通博”，不能仅研究特定的领域，虽然聂石樵自己研究的方向集中于先秦魏晋，但他对于明清戏曲文学与古代小说也都有所研究。因而，聂石樵在撰写论著时极为重视“史识”修养，在写作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时，他曾提过“文学是社会和历史时代之反映，用历史事实、文化背景才能揭示出诗歌深刻之内涵……诠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着眼于其在文学发展过程中之地位及作用，即具有‘史识’，这是修撰史书的灵魂”。
　　所以聂石樵先生十分强调学术研究的基本功，认为学者必须熟悉文史哲的原典资料，尤其是儒家的经史之书，那些著作是中国文化与思想之源。
　　另外，聂石樵还在研究中重视文体问题。常见的文学史都以时间轴为编写逻辑，将作家放在时代中，然后再把各自的流派和作品放在作家之下进行梳理。聂石樵的著作则反其道而行，将文体放在第一位，体现他“文各有体”的观点。例如，在研究南北朝时，聂石樵便将文体放在第一位，并且在传统的“文”“笔”之外，提出“言”的新认知。他认为不同的文体是不同时期时代状况的体现，对研究文学发展脉络和中国文化渊源有重大意义。因此，《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和《唐代文学史》两部著作问世后，聂石樵的文学史便迅速从其他作者的论述中脱颖而出，奠定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大师地位。 □宫照华